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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石
来源:陶建新      更新日期:2018-02-02      阅读:4778    评论:0      字号:加大 / 缩小

                                         

                                                                            —缅怀父亲陶怀德

   


                                    (家乡的映山红)


  我的父亲1918年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一个紧邻大别山脚的贫穷小山村。哪里北部山峦重迭,南部丘陵起伏地势险要;


   北与河南交界,东与安嶶为邻;进可攻,退可守,自古以来都为兵家必争之地,是一个极具军事战略意义的地方:它就是中国革命近代史中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诞生地。



   父亲兄妹共五人,上有大伯,二伯,下有妹妹,弟弟;由于家境贫穷,几子妹从小都没上过学,爷爷靠租种地主家的农田赖以生存养活家人(贫雇农);在黑暗的旧社会里,劳动人民在“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剥削下,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我的父亲,为了接济家中贫穷困境,从七岁开始就给地主家放牛打柴,以此挣点小钱,帮助家里维持生计。


  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里,尽管“黄麻地区”的劳动人民十分勤劳,但却依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凄凉生活;


   封建,地主剥削阶级为了强化他们的反动统治,紧紧的束缚黄麻地区的劳苦大众,精心编织了一张张地主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罗网,他们收罗当地的地痞流氓,勾结军阀劣强,并组织起“大刀会”“红枪会”“黑旗会”之类的黑暗势力,来残酷的颠压广大劳动人民,同时还大肆宣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反动谬论,企图用封建迷信的“精神枷锁”来长期的麻痹和奴役广大劳动人民,致使黄麻地区的广大劳苦大众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黄麻地区的劳苦大众,不甘做牛做马任人宰割,他们胸中燃烧着仇恨的怒火,迫切的盼望着来一场大的政治变革,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黑暗旧中国,翻身当家做主人。

 

  1925年,在董必武,张南一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黄安,麻城两县分别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并且开始秘密领导农民群众组建起了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在王树声,陈再道为首的中共党员号召动员下,麻城地区的农民协会也迅速的成立起来了,我的爷爷,就是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农民协会,并在农民夜校中学到和懂得了很多的革命道理,然后,与“农协会”的农友们一起,开始在麻城地区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与地主,土豪劣绅们作斗争;从此,黄麻地区的革命斗争开始呈星火燎原之势遍地开花,广大的农民群众,都投身进了这场农友齐心闹革命,打倒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黄麻特别支部”的领导下,“黄麻地区”的农民协会组织空前大发展,黄安县的十个区,都先后成立了区,乡农民协会,会员多达五万余人;与此同时,麻城县的农民协会也迅速的发展扩起来,农会会员达十二万余人;还有黄麻各地的妇女会,童子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相继成立起来,我的奶奶参加了妇女会,二伯和我父亲也参加了儿童团;短期内,整个“黄麻地区”的农民运动形势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预示着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


  1926年秋,“北阀军”胜利的攻占了武汉,并象秋风扫落叶似的把北洋军阀打得个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与此同时,广大的湖北工农群众也纷纷起来声援支持“北阀军”打到土豪劣绅!打倒反动军阀的革命呐喊声响彻了湖北各地;为了适应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黄麻”两县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立即由过去的秘密斗争形势转为公开的斗争形势,两县的“特别支部”也随之迁入了县城;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在人民群众中公开以后,便立即大规模地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劳农神圣!”“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革命口号,响彻了黄麻地区的城镇乡村,我的爷爷和农协会的会员们率领着当地的农民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扫除一切封建反动势力的农民运动;在哪段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斗争时期,“农会”成了农村中唯一的权力机构,广大农民群众,在“农会”的领导下抬起了头挺起了胸,向千百年来欺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剥削阶级反动势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并把他们打得个落花流水;“黄麻地区”的劳动人民由此初尝到了扬眉吐气当家作主人的胜利成果(国产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情景,就是反映“黄麻地区”当年土地革命时期的真实写照)。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便使“黄麻地区”旧貌换新颜;然而,正当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中国剥削阶级的总代表人物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在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公然叛变了革命,将枪口指向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起来闹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黄麻地区”哪些逃亡在外的地主,土豪劣绅们,也重新勾结社会上的各种反动势力,组成了“还乡团”反攻倒算卷土重来,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大屠杀及血腥的颠压,乌云又笼罩在了中国大地的上空,中国共产党组织又被迫转入了地下秘密活动,革命运动也进入了低潮时期;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了“8.7紧急会议”针对当时对革命不利的形势,进一步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在革命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与此同时,“中共黄麻特委”也根据“8.7”会议的精神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在黄安,麻城等地举行大规模秋收起义的暴动方案,并派出王秀松,戴克敏,汪奠川,刘文蔚等共产党员回到“黄麻地区”领导“黄麻起义”(这些“黄麻起义”的初始优秀领导者,最后都含冤死在了张国焘的“肃反”枪口下),我爷爷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开始带领广大农友打刀造枪,纷纷揭杆而起,以捕杀土豪劣绅反动势力为主要目的地“九月暴动”在“黄麻地区”全面展开,由此拉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在“黄麻”两地的“九月暴动”失利之后,中共湖北省委为继续组织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先后派吴光浩,王志仁等一些政治军事干部到黄麻地区组成了“中共鄂东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并于1927年11月初,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精神”(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夺取政权),作出了举行更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决定,成立了以潘忠汝同志为首的起义指挥部,并建立起了自己的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我的爷爷和农会会员们都积极的深入到“黄,麻”各区,各乡,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武装起义;在中国土地革命的初始阶段,“黄麻地区”的农民群众,也象全国各地革命根据地的农民群众一样,几乎都是祖孙几代一起投身进了土地革命的运动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全家红”



   1927年11月13日,我的爷爷,奶奶,父亲,叔伯兄弟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跟着“黄麻起义”的农民大军一起,手持大刀长矛火药枪,身佩红色“赤化带”高呼着“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暴动夺取政权”等口号,以排山倒海锐不可当,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攻占了黄安县城,把土地革命的红旗,插上了古老的黄安县城;这就是震惊中外,并在中国革命史册中享有很高知名度的“黄麻起义”。



   “黄麻起义”取得胜利后,“中共鄂东特委”总结了同年“九月暴动”的失败教训,立即建立起了鄂豫皖边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建军初始“火种”);从此,黄麻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又进入到了一个暂新的历史阶段;在这次起义中建立起来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就是“鄂豫皖”工农红军的最初来源和骨干力量,“黄麻起义”是一部壮丽的革命史诗,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一曲凯歌,“黄麻起义”的英雄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功绩,可与日月同辉,功在千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起自己政权的光辉历史一页。


   然而,虽然“黄麻起义”以攻占黄安城而告成功,但是这个短暂的革命胜利形势在当时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全国大气候形势下却难以巩固,很快,国民党反动派又纠集了当地各种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在敌人疯狂的反扑下,解放仅廿一天的黄安县城又重陷敌手,起义大军在与敌人激战了四个多小时后,终因敌众我寡被迫撤离了黄安县城,“黄麻起义”遭受到了极大的措折,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黄安城突围出来的七十二名“鄂东军”指战员(七十二勇士),在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共产党员的率领下,带着五十三只枪,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包围,转移到了黄陂县境内的木兰山上,开始了长期的武装斗争持久战(打游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也由此开始,突围出来初上木兰山的“七十二勇士”就是建立起强大红四方面军的初始“火种”。


   “黄麻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便又开始在黄麻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的活动,白色恐怖下的黄麻地区,乌云翻滚,腥风四起,在“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血腥清剿下,无数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都遭到了残酷的杀害,我的爷爷陶守坤,也在一次召开秘密农会会议时,被突袭而来国民党抓住惨遭杀害,爷爷在临上刑场前,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交给了奶奶(因为当时家境贫穷,要购买一件衣服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他在临牺牲前将衣服留了下来给家人御寒),然后高喊着革命口号,赤膊从容的走上了敌人的刑场;爷爷牺牲后,奶奶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对家人的迫害,便带着大伯(聋哑人),姑姑,和小叔逃亡到了它乡;年龄稍大一点的二伯和我父亲,为了给爷爷报仇雪恨,于1928年,先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我父亲于1928年8月,同开国中将周希汉伯伯在同一天一起报名参加了“黄麻独立团”但到了该团后,周希汉伯伯立刻被收留入伍(当时,周伯伯己十六岁),而我父亲却因年龄太小(11岁),身体单薄,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所以,部队领导担心父亲适应不了经常都在打仗急行军转移的艰苦游击生活,因此不同意收留父亲参加红军,并给了父亲几块大洋叫父亲去投奔亲情,但我父亲执意不走,坚决要求留下来参加红军为爷爷报仇,从此,“黄麻独立团”走到那里,我父亲就跟着该团走到那里,最后,部队领导执拗不过,又考虑到父亲是烈士的遗属身份,才勉强同意将父亲收留下,再跟着部队行动行动看看,然后再酌情考虑去留问题;没想到我父亲却咬紧牙关顽强的跟上了部队的行动(为了给爷爷报仇血恨,我父亲在年仅11岁的幼小年龄情况下,去适应成天打仗转移的游击生活,难度可想而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部队领导看我父亲能够跟上部队行动,所以,才于1929年1月正式将他收留入伍安排当通讯员(因此,我的父亲正式入伍的时间,就被确定为了1929年1月)。父亲正式入伍后就同周希汉伯伯在同一个班里当通讯员(当时周希汉伯伯已提升为通讯班长);听父亲说,在与周希汉伯伯并肩战斗的哪段时间里,还发生过一次有惊无险的故事:有一次父亲从外面执行任务回来时,见沉睡在火堆旁取暖的周希汉伯伯,身边的子弹袋己被火苗点燃了起来,父亲赶紧叫醒了周希汉伯伯,周希汉伯伯抓起正在燃烧的子弹袋向远处扔了出去,刚扔出去,子弹袋便噼噼啪啪的炸了起来,如果再晚一点发现,子弹袋便会在周希汉伯伯的身边发生爆炸,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周希汉伯伯也常念叨说,我父亲曾救过他一命;当时,父亲是通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名通讯员,所以当班长的周希汉伯伯也总是象大哥哥一样呵护着我的父亲,在我父亲参加革命的初始阶段里,他就象一位兄长一样关照着我的父亲;1988年11月7日,周希汉伯伯逝世后,周伯伯的家人还给父亲寄来了一本纪念周伯伯的回忆录(周希汉纪念文集),每当我父亲看见这本回忆录时,神情就有一些暗然悲伤,回想起当年一起参加红军闹革命,出生入死并肩作战建立起来的那段革命友谊及兄弟之情,父亲就会触景生情的为此而感怀!缅怀战友啊。


   我父亲和二伯参加红军后,我奶奶在带着大伯,姑姑,叔叔在流亡它乡的路途中,由于悲伤成疾而病故它乡;奶奶病逝后,哑巴大伯拿着根打狗棍带着姑姑,叔叔继续沿路乞讨(大伯原本先天聪慧,但却因小时候发高烧无钱医治,才落下了聋哑残疾);在乞讨的路上,每当大叔要到一点残汤剩饭时,自己却舍不得吃,节省下来给年幼的姑姑,小叔吃,而自己却长期处于饥寒交迫营养严重不足的状况中;


  每当晚上路宿路边屋檐下时,大伯为了给姑姑,小叔御寒,就用手将姑姑和小叔紧紧的搂抱在怀里用体温温暖着他俩;一天早上,姑姑和小叔醒来时,发现饥寒交迫的大伯已全身僵硬停止了呼吸,姑姑和小叔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大伯紧搂着他俩的怀中挣扎出来,一阵悲痛欲绝的痛哭之后,姑姑和小叔拾来了稻草将大伯僵硬的躯体盖住,然后,姑姑又拉着小叔的手走上了盲然的乞讨之路;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的父亲通过各种渠道才找到了流亡在外的姑姑和小叔,这些血泪家史,就是黑暗旧中国给我们家族留下的深仇大恨。


  我父亲正式参加红军后,在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关心呵护下,逐渐成长了起来,部队里有很多家乡的父老乡亲和爷爷生前的农会会友,他们对我父亲也十分的关爱,在鄂豫皖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哪段时期,红军几乎天天都在转移,有时候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剿,部队一天要转移很多地方;在哪段艰苦卓绝的时期里,我的父亲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患上了夜盲症,一到夜晚,就看不清道路和物体,部队领导担心父亲会拖累部队的行动,便动员父亲留下来潜伏在老乡家中,但父亲仍然坚决要跟着部队走,最后,在当年和爷爷一起闹革命的大叔大伯们说情下,父亲才又勉强留了下来;为了使父亲在夜行军时不掉队走失,好心的大伯,大叔们用绳子拴着我父亲的小手轮流拖着走,在无数次的跌倒爬起来又继续前进的日日夜夜里,父亲被摔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但他还是咬紧牙关意志坚定的熬了过来;每当父亲回忆起哪段战斗历程时,眼睛里就充满了一种“劫后余生”的目光,并经常感叹道:“如果没有哪些好心的大叔,大伯们拖着我走,我也早就“光荣”变成白骨一堆了(哪时红军战士把牺牲都称之为光荣)”。


  早期的“鄂豫皖”革命斗争形式是十分艰苦卓绝的,在还没有建立起“鄂豫皖根据”地的时候,为数不多的“黄麻起义火种”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被迫与敌人打游击周旋,经常一天一夜要转移好几个地方,队伍既得不到休整,给养也得不到保障,红军战士都长期处于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的状态中,经常是天当房来地当床,野菜树皮当干粮,年仅11岁的父亲当时正处在身体发育阶段,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而导致体瘦如材,皮下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因此,抗饥饿能力也就很差,经常被饿得哭,甚至晕死过去;好心的大叔大伯们见此情景,总是千方百计的省下一点食物,留给我的父亲挻过难关;因此,父亲将这些大伯,大叔们都视为自己的亲人看待,父亲生前也常对我们说:“我就是吃“百家饭”成长起来的…”所以,父亲对“黄麻起义”的革命老前辈们(家乡的父老乡亲)感情极深,因为有了他们的共同关爱和呵护,父亲才在哪极其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里,九死一生的活了下来;父亲生前也常对我们说,在建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初期阶段,比在长征途中还要艰苦。



   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流动游击战,鄂豫皖的红军队伍通过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终于找到了“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选择了敌人统治比较薄弱,也无国民党正规军的区域,河南省光山县南~湖北省黄安县北的柴山堡一带建立起了相对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哪个区域里,到处是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很适合与敌人打游击;当地的人民群众受“黄麻起义”的影响也很深,既拥护中国共产党也热爱起义军,因此,红军队伍既有了有利的战略地理环境,也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及天时地利人和,红军队伍才在这里“如鱼得水”的站稳了脚,并大力的发展党组织和建立“农民协会”发展革命力量,通过这一系列的“扩红”运动,红军队伍由弱到强迅速的壮大起来,为实现“鄂豫边”的武装割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此,鄂豫边的革命形势也逐渐开始好转起来。


   随着“鄂豫边”的形势好转,已“星火燎原”的鄂豫边红军队伍,在党中央的指示下,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同时与地方党组织又重新组建了“中共鄂东特委”通过一年多的艰苦探索后,采用了井岗山的革命经验,对“鄂豫边”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在“鄂豫边”横一百三十里,纵一百里的区域里,打倒推翻了当地的反动封建统治机构,建立起了自己的红色政权;一九二九年五月,红军三十一师的领导人,年仅23岁的吴光浩同志(黄麻起义的优秀领导者),在外出工作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伏击而光荣牺牲;吴光浩同志牺牲后,党中央派来了徐向前接替吴光浩的领导工作,接着,又在河南光山县南部召开了“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豫南,皖西的党组织也先后在商南地区和六安,霍山地区领导了武装起义,并建立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和第三十三师,开辟了豫东南,皖西这两处的根据地;一九三零年四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又组建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同时,将红三十一师,红三十二师,红三十三师这三支红军队伍合编在一起,成立了“红一军”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此人,也被血腥夺权的张国焘杀害),徐向前为副军长;“红一军”成立后,经过不断的浴血奋战拼搏发展,队伍不断壮大,由原来武器装备极差的二千多人队伍,发展成了武器装备精良,能打善战的一万多人精兵强将队伍;1931年1月,“红一军”(下属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又与“红二十五军”(下属红七十三师,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合编成了“红四军”此时的队伍已发展壮大到了一万五千人左右;从此,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以大别山山脉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此正式建立起来了,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进入了一个更大发展的新时期。

   然而,正当“鄂豫皖根据地”进入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时,王明极左错误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张国焘,受“苏联国际共产”和王明的委派,于1931年5月,带着陈昌浩等人来到了“鄂豫皖根据地”他以“苏联国际共产”背景及王明左倾路线,“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到达了“鄂豫皖根据地”后,便立即宣布撤消了原“中共鄂豫皖特委”重新成立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并由他自己担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及“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的职务(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通过此举,张国焘便完全掌控住了鄂豫皖苏区的党政军大权。



                                              (奸雄张国焘)
   

  当张国焘独揽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大权后,为了迅速在红军队伍中建立起自己“说一不二”的威信和地位,便立即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展了所谓的“彻底布尔什维克化”改革,并借此“改革”开始在“红四军”队伍及“鄂豫皖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排除异己“肃反运动”从此,“煮豆燃豆箕,同室操弋”的灾难,便降临到了无数革命先驱者经过了无数次浴血奋战流血牺牲,才建立起来的“鄂豫皖根据地”上空。


  为了全面展开“肃反运动”张国焘成立了“鄂豫皖苏维埃政治保卫局”这个在红军内部进行自相残杀的“工具”对哪些凡与张国焘持有不同意见,敢于坚持原则的红四军指战员,以及鄂豫皖苏区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残酷的血腥大屠杀,仅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无数“红四军”的指战员及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府的骨干份子,便惨死在了这位王明极左路线忠实执行者~“张主席”的屠刀下;在河南光山县的“白雀园”仅两个月的时间里,张国焘的“肃反”就杀掉了2.500名革命意志坚定作战英勇的“红四军”指战员,血腥的大屠杀笼罩在整个根据地的上空,“鄂豫皖根据地”在呜咽!在张国焘的“肃反”期间,这场“同室操弋”红军杀红军的血腥大屠杀,竟杀掉了近二万名“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先驱者(其中大部分都是“黄麻起义”的优秀领导者),这种名为“肃反”实为党内权力之争的血腥屠杀,比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倒算”敌对斗争还要残酷!各种惨无人道的行刑逼供酷刑,全都用到了自己革命同志的身上,而且杀的都是哪些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领袖人物及建立“红四军”的骨干指战员;张国焘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吃喝委员会’等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大开杀戮!甚至,当时年龄还很小的红小鬼陈锡联只因和其它几个红小鬼一起买了几个烧饼吃,就被张国焘的“肃反队”以“吃喝委员会”的罪名抓起来准备枪毙,多亏徐向前的一句:“他们这些红小鬼懂什么叫“吃喝委员会”就是肚子饿了嘴馋,买了个烧饼吃吃而已…”才从枪口下将陈锡联和几个红小鬼救了下来;在哪段“同室操弋”的“肃反”日子里,被张国焘逮捕杀害的“红四军”的高级将领有: 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和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东特委书记、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王秀松不仅是黄麻起义的领袖人物,并且还大义灭亲的亲手灭掉了自己的生父王建禄恶霸地主),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原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这些人都是“黄麻起义”的优秀领导人及“红四军”的缔造者,很多“红四军”的指战员,白天还在战场上与国民党的围剿部队浴血奋战,战斗结束回来后,就立刻被张国焘“保卫局”的人抓去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这些没有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枪口下的红军勇士,却反而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之下,他们临死时,口中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不是改组派啊!…”这种同室操戈的残酷大屠杀,直杀得原本战斗力极强的“红四军”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谁都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何时何地就会被“肃反队”给“肃掉”了;这些忠诚于党,革命意志坚定的“红四军”将士们,成天在反国民党几次围剿的前方战场上浴血奋战,而“张主席”却在背后大开杀戮为自己铺平“指鹿为马”的独裁之道,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都是为了革命这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革命志士,最终却成了同室操弋的冤死鬼);仅仅是为了树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权威,张国焘就拿无数革命志士的生命来为自己的权力私欲铺路,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真是罪恶滔天!(如果有人说张国焘在长征途中提出的“南下吃大米”路线是出于一种善意之举还可以理解和包容的话,哪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搞排除异已滥杀革命同志的“肃反”罪行,是决不能理解和宽恕的!即便是将张国焘杀上一千次,也难以弥补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就算他在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有功,这个“功”也难以抵掉他在“鄂豫皖根据地”犯下的滔天罪行!);在鄂豫皖这块无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创建起来的红色根据地中,王明错误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张主席”仅仅用了短短几个月的“顺者昌,逆者亡”手段,就完全建立起了他“说一不二,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鄂豫皖苏区及“红四军””也全都撑控到了这个政治野心家“杀红”刽子手的手中;这场红军杀红军的“内讧”大屠杀,也差点导致了“红四军”的毁灭,直杀得“红四军”全体指战员提心吊胆,曾经强悍的战斗力明显削弱;大家都在想着同样一个问题“我在前线浴血奋战与反动派拼杀,回去后是否还会被张国焘的“保卫局”当成“肃反对象”给杀掉了呢?”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下,从而直接导致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

   我的父亲在回忆鄂豫皖根据地肃反这段历史的时侯,非常气愤和伤感的对我说:在鄂豫皖根据地肃反的哪段时期里,是我最迷惑最痛苦的一段革命历程;眼看着一些“黄麻起义”的叔叔,伯伯们,被“保卫局”一批一批的抓走杀掉,这种红军杀红军的恐怖行为,经常吓得年幼的父亲直哭,并在他幼小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迷惑不解的恐怖阴影,他不懂也弄不明白什么叫“改组派”“AB党”为什么哪些当年和爷爷一起参加“黄麻起义”的大叔,大伯们都被“肃反”掉了!而且都是被自己人给杀掉的!是革命革错了呢?还是得罪了什么人?他想问个明白,解除心中的迷惑和痛苦!但是,好心的大叔,大伯们却叫他此时此刻少问少说话,否则便会有杀头的危险;所以,当时我父亲感到十分的困惑和迷茫,他常常在想,再这样继续“肃反”下去,前面的革命老前辈都被自己人给“肃反”掉了,后面的人谁还敢继续呆在这支已肢离破碎的队伍中呢?父亲说,在长征途中三过雪山草地时虽然也十分的艰难,但心里却不委屈呀!因为哪是在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便是牺牲了,也是光明正大的为中国革命事业而捐躯,虽死犹荣!死后也是个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但在鄂豫皖“肃反”运动中,被自己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给冤杀的革命先驱们,不但被无辜的夺去了生命,而且死后还被背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他们真是死得冤啊!他们都是“黄麻起义”的骨干份子,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星火燎原的革命“火种,也是象亲人一样经常关心爱护我父亲的一些革命老前辈,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成批成批的被张国焘给杀害了!当时,在我父亲所属的“黄麻独立团”1500人的队伍中,就被“肃反队”给“肃掉”了八,九百人(一大半人数),由其是部队的战斗骨干及基层干部,都成了“肃反”的主要对象,哪时,部队的连长,指导员一般都干不了三个月,不是在对敌作战的战场上牺牲了,就是被肃反队给“肃掉”了,所以,当时红军战士都怕当干部,因为一但当上了干部,不仅作战时要率先冲锋在前,而且打完仗回来后,还会首当其冲的被当成“肃反”的主要对像被杀掉;这就是张国焘这个权力私欲膨胀之极的野心家,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及“黄麻起义”的革命先烈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杀的都是些最初领导和参加黄麻起义的领导者和革命先驱者,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初始“火种”几乎都被张国焘这个“中山狼”给灭绝了,其“肃反”手段比国民党反动派还要惨不忍睹,这也是日后他败在伟人毛泽东手下的必然报应!两万多条革命先驱者的生命就这样冤死在了这个野心家刽子手张国焘的手中,如果当年谁能保护住哪些骁勇善战杀敌勇敢,并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为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两万多名黄麻起义革命先驱者们的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也许会提前两年。



  1931年11月,由“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的“红四方面军”因张国焘“肃反”扩大化而导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失利,被迫放弃了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建立起来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除留下了由红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及一些独立部队合编成的“红二十五军”继续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坚持打游击外,其主力部队,被迫开始向川陕地区转移。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重围,转战西进抵达了陕南;在此转移途中,我的父亲经过了几年无数次的战斗洗礼和考验,已逐渐成长起来,1932年2月,在红四方面军三十二师七十四团当通讯班长(14岁);同年11月又调动到该团交通队当排长(14岁);1933年8月又调到红九军二十七师交通队当连长(15岁);同年11月,又调动到红九军二十七师便衣队当队长(15岁);1934年2月,又调到二十七师交通队当队长(红军时期的交通队是红军队伍中一支装备较为精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队员都是从各个基层作战部队抽调上来的一些战斗骨干份子组成,并配有较精良的武器和马匹,专门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一般交通队的队员调到作战部队去时,都担任排以上的干部(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在长征时,就是一名交通队队员,他在自己回忆录中就较祥细的描述了当年红军在长征时“交通队”的情况);



  在那段时期里,正是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为争夺四川霸权而进行军阀混战的时候,全省的大小军阀都卷入了这场军阀混战之中,国民党在四川的主力军队都集中到了成都,内江一带,川北地区守备出现空虚,因此,红四方面军趁虚而入,翻越巴山,挺进川北,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便迅速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广大的川北地区,并在当地的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击败了川军的“三路围攻”后,革命力量迅速发展,遂将所辖四个师都升级为军的建制,依次改编为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和红三十一军,随后,又将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十三军;1933年10月至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再一次击败了以刘湘为首的“川军”六路围攻,歼灭了大量的“川军”部队,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物质,从而大大充实了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使川陕苏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到达了顶峰时期;同时,红四方面军又扩大到了5个军11个师32个团,约5万余人;在此阶段,我的父亲在国民党“六路围攻”及“川陕会剿”十个月的“万源保卫战”战斗中,曾几次负伤住院,九死一生的才活了下来;父亲当时也仅有十六岁,他率领着“交通队”这样一支战斗骨干队伍,下面的队员年龄也都比我父亲大,但他却能执帅服众(红军时期的指挥员年龄都很年轻),虽然我父亲年龄小,但他却早已经历过了我军最艰苦的创业时期和无数次的大小战斗洗礼,在哪段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里,我父亲无论参加任何战斗,只要枪声一响,他便会挥动着刀枪率领着士兵们无畏一切的向前冲,这种战斗作风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后未再带兵打仗而止。我曾听父亲的一些战友和老部下说过这样一些笑话:说在战争年代里,有很多给我父亲当过通讯员,警卫员的人都会哭鼻子,因为每当战斗打响时,我父亲就象一只“小老虎”一样率领部队快速的向前冲,有些冲锋速度跟不上的通讯员,警卫员就会在我父亲在身后边追边哭…,;因此,每当战斗结束后就会被分管领导批评说:“你的首长都冲出哪么远了,你还在后面连滚带爬的哭…!”;我父亲在战争年代里磨练出来的飞毛腿铁脚板,还得感谢国民党反动派,因为在鄂豫皖哪段敌强我弱实力对比悬殊的最艰难时期里,红军队伍成天被国民党军队围剿追着打,红军战士跑慢了就会挨打,跟不上自己的队伍掉队后,就会有落入敌掌的生命危险;所以,你必须去适应环境和形势的需要。刚参加红军仅有11岁的父亲,曾经也因跟不上队伍而哭哭啼啼过,但在大叔大伯们用绳子栓住拖着跑的哪段艰苦岁月里,父亲从连滚带爬的基础上便逐渐练的就成了一双铁脚板,飞毛腿;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的养成了一种特有的条件反射,只要上了战场枪声一响,他便会挥动着大刀或手枪率领着战士们一个劲的勇往直前,直到中弹倒下昏迷不醒并再也站不起来的时候为止,否则,只要人未倒下,他就会率领着士兵们一个劲的向前冲!冲!冲!!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可塑性和自身潜能都是很大的,如何能最大程度的去挖掘运用到极致,就得靠后天的锻练和积累才能较好的发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亲身体会,1969年在我们参军入伍时,正是“中苏反击战”刚结束不久的战备紧张时期,全军都处在一种“箭在弦”一触及发的高度备战状态中,我们从学校应征到了部队后,高强度的军事战备训练就“拉上了弓”在三个月的新兵集训中,除了白天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外,晚上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几次的夜间紧急集合,这种高强度的战备训练,把我们这些以往在家里要睡到自然醒的学生兵给磨练惨了!每当夜晚刚上床进入迷糊状态时,紧急集合哨音就吹响了,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穿上军装,打好背包,再背上七斤半重的步枪,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快速跑到指定的集合地点,然后随着队伍拉出营区一路急行军,跑上个十几里后又拉回营房上床休息(当年的征兵工作都是在冬季进行,所以新兵到达部队的时间一般都是在元旦前夕),我们带着一身的汗水,刚钻进冰冷的被窝里还未将被窝睡热,紧急集合的哨音又再次响起,于是我们又重复前面的动作再来上一次,这样的紧急集合每晚基本上都有,直搞得我们是精疲力竭的,并且每天还得朝六晚十的正常作息,所以,当时我们在白天的军事训练中,只要中间一休息,就会抱着枪随便往哪一靠,瞬间便会鼾声大起,这种情景,和当年红军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杀得每天得转移好几个地方是大同小异的,虽然在我们身后没有追兵,但仍然是在实战的状态下背着背包和枪快速奔走,因为,只有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才能训练出“召之及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军人和能打善战的部队;所以,当三个月的新兵集训结束后,我们这些曾经散漫懒惰的学生,基本上都达到了合格军人的素质和要求,只有少数适应不了这种高强度训练的人,集训结束完后,就被“从哪来回哪去”的遗送回了家乡;此外,当年除了新兵集训的三个月高强度训练外,我们在正式编入部队以后进行的野营拉练也不简单,只要一拉出营地,每天都是一百多里的急行军,这种“练为战”的耐力训练,也使我们练出了一双铁脚板和超凡的耐力,我们从当“炮兵司令”(脚板上打满了水泡)到练出一双不再打泡的铁脚板;从初期的耐力有限,到之后轻松游走在山水之间这个过程,也使我练出了象我父亲当年一上战场就冲锋在前的体能和速度,所以,在部队野营拉练时,我经常帮一些体能较差的战士背枪,背包上放两三支步枪哪是经常的表现(在哪个年代当过兵的,都懂得起“挣表现”这句话的内涵哈);这种在部队练就的功夫,直到现在我仍不减当年;现如今,我在散步锻练身体时,经常是连续走上两个小时的路程还余劲尚存脚不打泡,这就是在特殊环境条件下练就成的特殊人材,好兵就是这样练成的,要想留下在军营干,就必须做到适者生存。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经过无数次的浴血奋战后,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鼎盛时期里,“红四方面军”武装割据了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面积达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约七百万的区域,并建立起了二十三个县和一个市的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一万五千余人发展壮大到了八万余人的强悍队伍,形成了苏维埃共和国一个强大的根据地;


  公正客观的说,在这段时期里,张国焘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还是有杰出贡献的;站在实事求是的角度来审视张国焘其人其事,我认为,张国焘并非是个不作为的庸才领袖人物,他在未叛变投敌前,也不是什么反革命份子;他、就是一个独裁私欲,权力野心超过了一般正常人的暴君,当他的个人权力私欲得到“满足”时,他也还是要革命的;建立强盛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与他的领导才能也是分不开的;但他仅仅是为了独揽大权,树立自己说一不二的独裁权威,就同室操弋“的残酷杀害大批的“黄麻起义”革命先驱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却是永远得不到人民宽恕的!(历史为证,多年后,哪些被张国焘“肃反”杀害的“黄麻起义”革命先驱者,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功是功,过是过”决不可“一好抵千罪”因此,我认为,应在湖北“黄麻起义烈士纪念陵园”的门口,塑一个张国焘面朝烈士墓跪着的塑像,让它象杭州“岳坟”前跪着的秦桧塑像一样,接受人们的唾弃,遗臭万年的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烈士们谢罪!


  现今也有人说:“不管咋说,张国焘既是红四方面军的缔造者,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因此,红四方面军的一切功绩都与他的领导分不开…”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比较公正客观属实的,因为在哪个时期,张国焘毕竟是中国工农红军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但是,这也并不能抹掉他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滥杀成千上万革命志士的滔天罪行!因为他的“肃反”扩大化并非仅仅是为公,而是为了自己独揽大权的野心,是为树立自己“说一不二”个人威信的私心所趋动的“个人行为”所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全责,也应由张国焘来承担!陈昌浩和其他的追随者和执行者,仅仅是起了个“辅助”作用而已!所以,当人们在评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功与过时,一定要把张国焘的个人野心与他大权独揽在手后创建的革命功绩区分开!无论是张国焘的“另立中央”还是“南下吃大米”的错误路线,都是因为他拥有了“说一不二”的“绝对领导威信”所致;当时,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心目中,他就是至高无上的党代表及“党中央”的化身,谁人敢不顺从听指挥,谁就会成为“国焘路线”的刀下鬼;“黄麻起义”的优秀领导人,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领袖人物,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曾中生的悲剧,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红军指挥员,就是因为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而被张国焘在长征的途中下令用绳索给活活的勒死了,多么惨忍的手段,仅仅是为了“说一不二”张国焘就这样惨酷无情的结束了一位优秀的红军高级将领的生命;这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黄麻起义”的领袖人物,宁死前还在奉劝张国焘“不要一意孤行的脱离党中央走南下错误路线”多么忠诚于革命事业忠诚于党的战士啊!曾中生被迫害致死后,眼睛仍瞪得大大的死不瞑目,仿佛在质问苍天,这是为什么?出生入死闹革命,枪林弹雨中打江,最终却惨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中!?此情此景下,在“红四方面军”中,还有谁人敢不听从至高无上“党代表”张主席的任何指令呢?无数“黄麻起义”的革命先驱者们,都冤死在了“中山狼”张国焘争权夺利的屠刀之下;在此,笔者想强调的是,现今,我等后辈在享受着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取来的和平幸福生活时,难道还不该摸着良心为冤死的革命先烈们鸣一声冤吗?这并非是个人偏见之谈,而完全是出自良心所为。现如今也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质疑:“竟然张国焘哪么坏,为什么“川陕将帅碑”还为他塑像立碑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要尊重历史就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反应哪个时期所出现的一切人物和事件,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犹如人们在谈及到“三国”中的刘备时,就自然而然的会联想到曹操这样一个奸雄人物,他虽不是正面角色,但当时他在“三国”中却扮演着与刘备对应的一个重要反面角色,你要谈三国,就必然要提及到曹操,否则,哪就不是一部完整的“三国演义”了,因此,对张国焘其人其事,也应如此的客观评价,张国焘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中是一个重要人物和人才,如要给他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哪他就是和古代的曹操一样,一届奸雄。



                                   (奸雄张国焘)

    

   川陕革命根据地两年多的斗争历程是一部龙腾虎跃,群英荟萃的壮丽史篇,是一幅威武雄壮,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在建设和保卫川陕苏区的伟大斗争中,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和苏区人民,为了苏区的建设和发展,前赴后继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英烈们的浩然正气,永远与巴山蜀水共存。


   

   正当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处在如火如荼的鼎盛时期时,1935年初,在长征途中举步为艰的中央红军致电红四方面军,希望四方面军南进出击,策应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在中央红军“向我靠拢”的呼唤声中,为了顾全大局,策应处境已十分困难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动放弃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局部利益,开始撤离川陕根据地,南进接应中央红军。


  我的父亲当时在红九军二十七师交通队当队长,为了配合强渡嘉陵江战役,师部将他调到前卫作战部队八十团四连当连长,担任强渡嘉陵江打头阵的前卫任务,与此同时,还参加了扫除东岸守敌,苍溪,阆中,仪陇等地的战斗;听我父亲讲,当时正值三月天,嘉陵江水的温度还十分的寒冷,但各渡江参战部队为了提高战士们落入江中的自救能力,都在江中训练战士们的游泳技能,战士们抗着剌骨的江水,情绪高昂的泡在江中克苦的训练着,甚至还有红军战士被江水冻僵给呑没了的个例发生;强渡嘉陵江战役打响后,我父亲率领先头部队从阆中城北对岸的涧溪口强渡成功,随后,红四方面军全体官兵,高举着“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战旗,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嘉陵江,从此迈出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第一步;红四方面军的大军过江后,便迅速向川甘边境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以此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境的活动,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强渡嘉陵江胜利后,我父亲随红九军的前卫部队继续向前推进,接着参加了江油,剑阁,剑门关,中坝,彰明等战斗,并顺利攻占了九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在战斗中,我父亲又负伤住进了师部医院;伤愈后,又被调到了红九军25师交通队当队长。1935年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阻挡后,终于在夹金山与达维之间的樊功胜利会师,两军指战员会师后欢呼跳跃握手拥抱,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表现出了两军指战员真挚的革命友谊;当时,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们身穿衣服破烂不堪,食物短缺,精神状态也疲惫不堪;红四方面军总部号召红四方面全军官兵为中央红军筹集了粮食、盐、牛、羊、衣服、鞋袜等慰问品后,由我父亲奉命率领交通队给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们送了过去,这些体现革命友谊的大量衣物和给养,表达了红四方面军对红一方面军的兄弟之情;红一,四方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后,即于6月14日在樊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大会,两军的领导人都参加了会师大会,两军指战员欢天喜地的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在中国革命史册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时刻。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张国焘便因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与党中央发生了分歧;由于张国焘与党中央在“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路线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摆在“党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发展方向;“中央红军”考虑到川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方便,汉族居民较多,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较薄弱;这样就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强大的军事力量而靠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因此“党中央”主张红军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张国焘对于北上的计划却不予认同,他认为,红军应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川康边地区,或南下攻取成都去吃大米(初衷是善意的);为了解决在路线上出现的分歧,“两军”将领便于1935年6月26日及6月28日在两河口的“关帝庙”中召开了在长征史册中仅次于“遵义会议”的“两河口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在全会一致通过“北上”的战略方针情况下,才勉强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举手同意了“北上”的战略总方针;但两河口会议之后,张国焘又反悔北上,与中央红军的分歧骤然公开激化;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军总司令部组成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原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又以莫须有的借口(河水涨潮,部队过不了河),擅自率领左路军重过草地南下,最终导致了另立中央,一、四方面军分别作战的分裂状况,从而造成了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的悲壮军史;虽然张国家焘率部“南下吃大米”的初衷是好的,但他却低估了川军刘湘部队誓死阻拦红军进入成都平原的战斗决心和战斗实力;因此,当红四方面军二过雪山草地拖着疲惫的身体(犯了长途跋涉疲惫之师作战的兵家大忌)投入南下成都的百仗战役时,原有的八万“南下红军”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锐减至四万而败退于成都门外,结果大米没吃成,还损兵又折将的大伤元气,最终,又不得不重新“北上”三过雪山草地,至此,张国焘“南下吃大米”的计划彻底告终,我的父亲也在南下成都的“百丈战役”中,负了重伤住进了医院。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就这样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误导下,艰难的完成了“三过雪山草地”的世界奇迹!当我父亲他们第三次路过雪山草地的时候,看到第一、二次过雪山,草地沿途牺牲的红军战士遗骨时,感到无比的悲痛!无数红四方面军的革命将士,就这样在张国焘南下错误路线的往返途中,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成为了无谓的牺牲品,这也是张国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大量屠杀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之后,再一次造成红四方面军大量减员的又一次罪行!也是他由此而结束政治生涯的开始。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虽然没象红一、二方面军哪样行程二万五千里长征,但是,“三过雪山草地”的悲壮军史,却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史册中没有之一,它的艰难程度和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是独一无二的;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地图上直线距离虽然还不到1000华里,但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误导,却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反复迂回往返在雪山草地之间,艰苦程度决不逊色于红一,二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的征程;红四方面军三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无数将士鲜血洒遍西北疆域,冻死饿死者不计其数,很多部队成建制的集体冻死,饿死在雪山,草地上;他们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胜了无比恶劣的自然环境,战胜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围追堵截,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悲壮震撼、可歌可泣的历史长歌!



  在“南下计划”彻底失败后,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合;会合后的“红二,四方面军”在“中央红军”的积极争取下,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才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并于同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完成了“三军大会师,由此,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此结束。


   然而,在“三军大会师”后,历尽了千辛万苦种种磨难的红四方面军厄运还并未就此结束,1936年10月下旬,当时的中央军委作出了打通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及掩护河东红军主力部队安全的“宁夏战役计划”战略抉择、由此组建了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为核心力量的“西路军”这支21.800余人的“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从此拉开了“西路悲歌”的序幕;渡过黄河的“西路军”在缺弹少粮又无援军的极其艰难条件下,与数倍于我的敌军孤军奋战4个月后,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以全军覆灭的悲壮代价而告失败!这支由6000人主力部队,7000人刀棍人员,9000人非战斗人员组成的“西路军”在人平仅有五发子弹的情况下,去迎战河西二十万左右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几乎是1:10的兵力悬殊),其中还有装备精良,作战凶悍的马步芳骑兵部队;当时我父亲他们穿着单衣草鞋,在既无后勤保障、又无弹药补充的寒冷天气里,与数倍于我的敌军厮杀,“西路军”将士们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与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国民党大军展开了宁死不屈的拼搏、直至最终全军覆灭(只有极少数人被打散后又找回到了红军队伍中);

   


                          (被马步芳骑兵杀害的“西路军”将士尸体)


                                     (“西路军”妇女团的女兵)
  


                                (被杀害的“西路军”妇女团战士)

   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也是对刚刚“南下”失利已锐气大减的红四方面军又一次灾难性的打击!就这样,红四方面军这支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强大的队伍,在“鄂豫皖肃反”“南下吃大米错误路线”及“西征悲剧”三次重大打击下,被折腾得精疲力竭元气大伤,有生战斗力量锐减,彻底的被削弱成了一支再无法以强大为荣的“弱势群体”…………。


   “西路军”在西渡黄河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西路军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好不容易才杀出敌人的重围时,当时的“电令”竟不顾敌人大军尾追围剿而来的严峻形势,再次下令“西路军”“原地坚持不动”从而致使西路军失去了摆脱敌追兵围剿的最后生机;“西路军”在生死危机的紧要关头,不但没等到前来接应的援兵,反而等来了紧追而来的敌人重兵再次团团包围,无数红军将士被屠杀殆尽血染西域;二千多名“西路军”妇女团的女红军战士,除了战死的,活着的都被“马家军”俘去当了“慰安妇”(给“马家军”的军官们当妾)多么耻辱悲惨的军史啊!这种“以卵击石”带有明显“自我牺牲精神”的自杀性战术,不仅从我国的“孙子兵法”中找不到答案,也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毛泽东游击战术中找不到解读?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以上的“内部机密”才逐见天日;多灾多难的红四方面军将士们,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极大的牺牲,红四方面军多灾多难的军史,也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中留下了一个令人深省的大大惊叹号!也是红四方面军独有的军史;虽然我们后人都不是亲历者,对当时给“西路军”的“指令”实情不得而知?但我们却看到一个不容质疑和否认的后果,哪就是,英勇顽强的“西路军”最终得到的是全军覆灭的结局,悲哀!一惯用兵如神的毛泽东游击战术不是一直在强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干嘛要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却“原地坚持不动”的等待敌重兵形成合围后“坐等待毙”呢?这不就是一种“以卵击石“的“自我牺牲”战术”吗?(也许是电报员“发错了电报”也许电报员是敌特“内鬼”所以才发报误导“西路军”原地待毙?为什么没将这个电报员移交到专搞“肃反”的保卫局去,也象在鄂豫皖苏区搞“肃反”时审查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哪样去“政审”一下,让他说出真情来呢?对于“西路军”的惨烈结局,至今仍有人“诠释”为:“这是执行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必然结局……”。


                                  (“西路军”的伤兵)



   回顾我党我军历来的种种“内部斗争史”通过现象看实质,无非就是个“谁指挥谁”“谁说一不二”的权力之争,如果我们党内的高层领导人物都能象周恩来,张闻天哪样,为了革命利益而胸怀大局,顾全大局的主动让贤交出手中大权,“能者上,庸者下”通过正常的竟争手段换届的话,哪我党我军不知要少冤杀多少“功高盖主”的革命老前辈和精英;笔者认为,在党内形形色色的政治路线斗争中,大可不必搞“煮豆燃豆箕”的自残斗争!(当今哪么多的千万贪官,亿万贪官都没有杀头,又何必对持有不同意见及认识问题的同志大开杀戮呢?党内历来不是都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吗?),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正常组织原则,对哪些在“技不如人”败退下来的前任,只需交出手中的政权,便应适可而止了,何必非要弄成“刀下鬼,阶下囚”的悲惨结局呢?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史册中,以王明极左路线及张国焘的血腥“肃反”夺权为先例,反思哪些“同室操戈”的多种党内政治斗争,难道还不该昭示后人引以为戒吗(这并非是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而言,而是针对这种极不正常的“内讧”行为和手段而论)。“西路军”的两万多名红军将士,是刚刚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而幸存下来的红军精英,他们可都是中国革命的“火种”啊!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初期的“红四军”虽然当时兵力还并不算强大,但在敌众我寡的弱势形势下,不但没被数辈于我的敌重兵围剿覆灭,反而由弱到强的得到了发展壮大,其主要原因就是,很好的发挥运用了“敌进我退,敌退我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术,从这种行之有效的制胜战术中,既保存了自己,又消灭了敌人,还发展壮大了自身的队伍;然而在“西路军”西征的征途中,这套“红四方面军”最擅长的游击战术却没有能够发挥!取而代之的却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原地坚守不动”的“坐以待毙”这种“以卵击石”的战略战术,其必然结局是早就可预料而知的了!然而,我“西路军”的将士们却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一个个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的拿起棍棒,大刀去迎战武装精良的国民党大军,他们拳打脚踢,抱着敌人撕咬的英勇壮举,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多么可歌可泣的悲壮军史啊!“西路军”将士们一个个坦坦荡荡英勇不屈,操守着革命战士的英勇气节和尊严,宁死不屈的去迎敌战死!这就是当时“西路军”将士们博大的胸怀和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革命英雄气概。

           向英勇不屈的“西路军”全体将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在“西路军”西进的途中,我父亲当时在红九军二十五师八十一团任连长,过了黄河便与强悍的国民党“马家军”(马步芳的骑兵)一日几战的交上了火,兵强马壮的“马家军”凭借着自己装备精良及士兵膘悍的实力,一次又一次的冲进我“西路军”的队伍中,挥动马刀居高临下将红军将士的头颅一个接一个的砍下;从未有过对付敌人骑兵经验的“西路军”将士,却一个个无畏无惧的挥动着手中的刀枪,棍棒以及五花八门的落后自卫武器站着迎敌,与马步芳的骑兵对抗拼杀,其“西路军”将士们的结局必然就是悲壮可叹惨不忍睹的人头落地;但我父亲他们在吃了几次亏以后,很快就从实战中找到了对付敌人骑兵的战术,当“马家军”骑兵再次冲上来时,我父亲他们全都躺在地上用大刀,棍棒等武器打击敌人骑兵的马腿,马一旦受伤后,便会将敌人骑兵从马背摔下来,然后,我父亲他们就趁此机会扑上去与落地的敌人骑兵进行短兵相交的肉搏战,此战术见效后,“马家军”的骑兵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多次激战之后,由于父亲带领的这个连骁勇善战,就被调到红九军军部担任掩护军部的警卫任务,随红九军军部一起行动;1936年11月,红九军八十一团在甘肃的古浪城被敌人重兵包围,情况危急!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将我父亲叫去,命令我父亲率领由军部直属部队及机关参谋人员临时组建的一支敢死队,前往古浪城策应红九军八十一团突围;我父亲率领这支由二百余人组成的的敢死队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拚死杀出一条血路,将被围困的红九军八十一团解救了出来;


   但我父亲也在这次战斗中被敌骑兵用马刀砍伤,在战友们的拼死救助下,才救回了红九军住进了医院;之后,西路军医院被敌军突袭,父亲在医院里落入了敌军的手中;父亲被俘后,在被敌人押送的途中,又组织策划一起被俘的红军战友们,干掉了敌兵逃了出来,然后经历了千难万苦,才找到了当时驻扎在陕西平梁镇的红三十一军,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中;归队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军在大敌当前联合对外,中国工农红军由此改编为“八路军”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番号,到此划上了句号。


    1937年2月,父亲被安排进八路军129师干部团学习,学习毕业后被派到“平汉游击总队”担任总队长;


                                        (平汉游击总队总队长)

   当时正在大量发展地方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因我父亲打仗比较机智灵活,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经历了多年的游击战争,从而学习掌握了较丰富的游击战经验,所以上级认为他是组织地方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的最佳人选,就任命他当上了“平汉游击总队”的总队长,领导从北京到武汉这段区域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在此期间,父亲率领着平汉地区的游击队,神出鬼没的偷袭日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国产影片“平原游击队”“扑不灭的火焰”“敌后武工队”等电影,就是反映哪个时期平汉地区游击战争的真实写照。

  1937年8月,我父亲又调回到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同年10月,参加了阳明堡战役,一气端掉了日军的阳明堡机场,打了一次十分有意义的偷袭战;


   此战虽然没有平型关战役的规模大,歼敌也没哪么多,但在当时八路军的队伍中口碑却很好,因为当时八路军将士都吃尽了日军飞机临空袭击的苦头,在没有先进制空武器的情况下,长期处于被打无奈的被动局面,所以,八路军将士们对日机早已是恨之入骨的视为心头首患!全军上下,一致对偷袭日军阳明堡机场所取得的胜利欢呼叫好!大家都说,这次战斗比消灭鬼子一个师团的兵力还要解恨痛快。


   
1939年3月,我父亲被调到“正太独立营”任营长(“正太”是指石家庄到太原这段区域),率领独立营单独作战;


                              (正太独立营营长照)

   虽然只是一个营的队伍,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指挥作战到部队的给养保障等系列问题,都得靠自己独立解决;因此,父亲说,这段当主管官全方位管理的经历对他是个很好的历练,为他日后独立指挥部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0年8月,我父亲又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上图,左起第三)


                                           (骑着缴获日军的大洋马)

   1942年3月,我父亲又被组织上安排进河北邢台“抗大”学习(父亲从小没上过学,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部队学校学习中扫了盲,学到了文化知识);“抗大”学习结束后,又去延安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三纵队”任警卫营营长。                                            

     

                                                   (上图左一)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刚结束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又开始了内战,为了配合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及反击国民党军队的武装挑衅,我父亲又随着部队参加了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共两党发生的首次军事冲突,由此拉开了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序幕。                                                  


                                           (上图右一)

  

   1946年10月,我父亲调到“三纵队”七旅二十团当副团长;1947年12月又调到“三纵队”五旅二十七团任团长,当时正是蒋介石全面挑起内战调动几十万大军进攻解放区的危情时刻,父亲率团随刘邓大军展开了鲁西南战役,在鲁西南地区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歼灭战,创造了以15个旅的兵力歼敌4个整编师共9个半旅约6万人的赫赫战绩,从而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在南部战线的战略部署,牵制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进攻解放区的行动,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开始战略进攻的序幕,为挺进大别山,到敌人后方建立大别山根据地打开了通道。



   大别山根据地建立起来后,刘邓大军主力部队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撤离了大别山,在撤离时,刘伯承,邓小平找我父亲谈话,命令我父亲率领一个独立团继续留守在大别山与敌人打游击牵制住大别山区的敌重兵;于是我父亲便与张力行(原四川省委副书记)率领这支由2.300人组成的独立团(我父亲任团长,张力行任团政委),在刘邓主力部队撤离后,坚守在大别山与数倍与我的国民党军队周旋打游击,牵制大别山区的敌重兵,在此期间,我父亲率领的独立团,不但消灭了国民党一个正规师及三个保安团的兵力,还牵制住了国民党军队驻扎在大别山地区的几个师重兵,胜利圆满的完成了上级交给坚守大别山根据地,牵制敌人重兵的艰巨任务。



                                (与原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力行战友的合影)

  1948年11月,父亲奉命率所属部队,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在历时65天的战斗中,我军共歼敌55.5万余人,使蒋介石在南线战场上的精锐部队基本被消灭干净,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广大地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1949年4月20日,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先后发起渡江战役,此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多人,解放了杭州、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这一胜利,加速了全国的解放。这时我父亲又被调到“三纵队二十一团任团长,并率团参加了渡江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我父亲因下属的一位营长犯错误而受到连带责任的影响,事情的起因是因该营长在没有请示上级的情况下,将一名逃兵抓回来后给枪毙了,为此,该营长也受到了严厉的处份,我父亲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连带责任责令写了检讨(在我父亲的笔记本中这样写道,一营在前进途中,有一战士离队逃跑被抓回,一营长命令他随部队继续前进,但此兵又再次逃跑被抓了回来,所以,一营长一怒之下,在没有请示上级的情况下,当场拔枪就将这名逃兵给枪毙了),为此,我父亲也承担了没管教好下属的连带责任;在圆满完成坚守大别山根据地,又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系列大小战斗情况下,正该晋升之时,却因为一个逃兵而背责失去了一次晋升的机会,可见当时我军的军纪严肃性不一般般。

  1949年9月,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国民党政府退居陪都重庆;为了全歼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彻底摧毁国民党政权解放全中国;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由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任第二、第三书记,统一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及第一、四野战军一部,共同完成解放大西南的任务。“二野”在进军大西南的征途中,行至彭水县乌江渡口时,国民党军队依靠着乌江天险顽强抵抗 ,从而导致我西进大军在彭水乌江渡口处与江对面强大的敌人防线对峙了三天而毫无进度,在此态势下,我父亲率领11军31师93团,从彭水乌江渡口上游三十几里路的地方武装泅渡冲过了乌江,然后从防守在彭水乌江渡口的国民党阵地腹背处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敌乌江防线被这来自腹背的致命一击给打乱了阵营,江对面我军的主力部队趁机发起强渡攻势,在前后夹击的攻势下,国民党的乌江天险由此告破。


  乌江天险告破后,我父亲率二野93团随解放大军继续一路追击,经过沿途一系列的大小战斗后,我父亲率领的93团最先打到了重庆市的嘉陵江对岸,并与重庆市的地下党人员接上了头,在得知国民党反动派正在重庆市疯狂的破坏重要设施及屠杀革命志士的消息后,为了尽快的打进重庆市,震慑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市各个区域的残余,我父亲在仅有三条小破鱼船的情况下,率领着约一个排的突击小分队,乘着这三条小渔船冲过了江对岸,然后在重庆市地下党人员的带路下,迅速穿插到了重庆市的战略制高点“浮图关”山脚下(现今的重庆市峨岭公园),当我父亲他们正准备继续往山上穿插时,只见一国民党军官带着一个勤务兵哼着小曲从山上走了下来,我父亲即令侦察兵上前将这俩个还不知己兵临城下的国民党官兵拿下,经过审问后得知,哼小曲的长官是一名守备在“浮图关”高地上的国民党警备团副团长,在对其进行一番政策攻心后,这名团副同意带我父亲一行上山劝降,我父亲随即带了几名侦查兵与这名团副上山会见了他们的团长,在经过了一番交涉后,该团长提出要有条件的进行谈判,我父亲一听,便立刻义正词严虚张声势的勒令该团长道:“你必须无条件的投降,否则山下几十万大军攻上山后,你将被视为顽固不降份子论处!”该团长听了我父亲这番“兵不厌诈”的强硬之词后,精神防线顿时崩溃,立即吩咐传令兵传令驻守在“浮图关”山上约二千多人的国民党警备部队,全体携带武器集合在操场上向我父亲他们缴械投了降;随即我父亲命令该团长通过山上的电话,电台,向仍然顽固占领在重庆市各个区域的国民党部队,传递了重庆市战略制高点“浮图关”己失守的这个重要的震慑性消息;当时还在睡梦中的蒋介石获此消息后,立即从被窝里爬上车赶往机场逃往了成都,这个坐镇重庆并扬言不在迁都的国民党首脑逃离重庆市后(重庆有“陪都”之称),整个重庆市的国民党残余精神防线顿时土崩瓦解纷纷逃窜,原计划要进行大规模破坏的很多重庆市重要设施由此便躲过一劫而幸存了下来,重庆市区也基本完好无损的保留在了新中国的版图上(据传,当时国民党特务己在重庆市的地下防空洞埋下了大量的炸药,企图炸毁重庆山城,给解放军留下一片废墟);重庆解放后,我父亲与十一军有关领导在当时的解放碑前留下了下面这张珍贵的合影照片;在我父亲生前,每逢重庆市庆祝重庆解放纪念日的大典时,重庆市委就会派人到家中来看望慰问我父亲,我父亲的名字也留在了重庆解放史的史册中,并与其共存千古。



                                     (左边第二位)

  重庆解放后,我父亲又率领二野九十三团挺进成都;成都解放后,我父亲在街上看见一些穿国民党军服的人在卖各种乐器,派人上前一盘问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原国民党军乐队的队员,他们说买了乐器有钱后好回家;我父亲立即叫部队将这些人控制了起来,然后立即请示了上级,将这些国民党的文艺兵收编了下来,据说,这些人之后就成了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创始人。

   刚解放后的新中国在一片破旧的山河上百业待新,经济的复苏需要有一个安稳的国情,然而,哪些流窜在各个阴暗角落的国民党残余仍贼心不死的忘图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他们勾结了各地的土匪及反动势力,对我新生的红色政权发起了残酷的打击,许多新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受到了杀害,新生的红色政权出现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危机;川东地区的土匪也甚是猖獗,由其是涪陵地区有一个叫“草上飞”的匪首嚣张之极,不仅杀害了很多共产党人士,还扬言要推翻新生的红色政权;我军有很多到该地区去为部队征粮的官兵,都遭到了“草上飞”的残酷杀害;一些在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都没有牺牲的我军官兵,却倒在了建国后这些反动势力残余的枪口下,匪患猖獗,各方告急!我父亲在接到上级剿匪的命令,便立即率领93团赶赴到了匪情最严重的涪陵地区,在摸清了匪情展开大规模的清剿后,逐将“草上飞”属下的这股土匪围堵到了涪陵一个叫清溪沟的山洞中,但土匪们却利用在半山腰易守难攻的山洞仍顽固抵抗,我父亲在考察了附近的地形后,下令工兵运来了炸药,然后捆扎成了一个一个的炸药包,准备完毕后,我父亲便命令政工人员向洞里的土匪喊话,令其立即缴械投降!但据守在山洞中的土匪们回应的却是一连串的子弹和叫骂声;此情此景下,我父亲当机立断的命令工兵从山洞的上方,用绳子吊着炸药包缓缓的下放到位于半山腰的洞口处,当土匪们还未弄清这从天而降的“馅饼”是什么东西时,便在一声巨响中被炸得鬼哭狼嚎起来,连续几个炸药包送下去后,就见从洞中升出了一面白旗,未炸死的土匪们都投了降,战斗就此结束;此一战,除匪首“草上飞”当时不在洞中侥幸逃脱外,这股土匪基本被一举全歼;之后,匪首“草上飞”也在逃亡的途中被我父亲下属部队给抓获,然后经地方政府公审后枪毙了;从此后,川东地区再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匪患,新生的红色政权得到了巩固,川东地区的人民群众也开始享受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幸福安祥的好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我的父亲曾在万县军分区先后担任副司令员,司令员的职务;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受到我外公冤假错案的株连而调任到涪陵军分区任副司令(当时组织上认为,家中亲情有重大历史问题者,不能委任一把手),外公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后,我父亲被调到四川省军区司令部当正军职顾问,直到离休。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父亲出生好(贫雇农),参加革命又早(老红军),平时待部下和蔼可亲有极强的亲和力及凝聚力,上下级的人缘关系都好,一惯的生活工作作风也光明磊落,勤俭廉政,所以,在“人人过关”的“文革”中,几乎没受到什么冲击和批斗,只是在“文革中期”出现过一次短暂的“闹剧”哪是因为当时的军分区“支左办公室”叫我父亲率兵去颠压(围剿)称其为“保皇派”的另一派群众组织,而遭到了我父亲的严厉拒绝!父亲说:“虽然我率兵打了几十年的仗,也会打仗,但从来没有向人民群众开过枪…”此话激怒了当时军分区的“造反派”们,为了给我父亲施压,迫使他率兵出征,于是第二天军分区一些头脑膨胀的“造反派”们,便策划召开了一次批斗大会,给我父亲戴上了一顶“保皇司令”的黑帽子,在批斗会上,“造反派”们责问我父亲为什么不接受“支左办公室”的命令率兵颠压“保皇派”我父亲义正词严的回答道:“我过去率兵打仗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打江山谋幸福;现在你们却要我率兵去打人民群众,哪有解放军打人民群众的道理……”就这一席话,我父亲操守住了一个革命军人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义正词严,光明磊落的保住了戎马生涯一生的晚节;造反派们在父亲大义凛然,义正词严的针锋相对抵制下,只好自讨没趣的草草结束了历时一上午的“批斗会”然后另找人选,去执行了这件一所谓的“剿匪任务”在这种错误的指令之下,无数的红卫兵和人民群众便倒在了这种极其错误的“支左”枪声中;根据“文革”最后“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结论来回顾定论这段历史,在“十年内讧”中出兵颠压群众组织的错误行为,就是对人民群众所犯下的一次罪行!而当时我父亲拒绝率兵出征“剿匪”(颠压群众组织)的抗令行为,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义之举;父亲铭言:“革命军人时刻牢记,枪口永远不能指向人民群众,这是人民子弟兵最基本的原则性问题”。

  在文革后期,哪些曾经参加批斗我父亲的军分区“造反派们”又都主动来到我家中向父亲陪礼道歉道:“老首长请愿谅当初我们的错误冲动行为,事实证明,你是正确的,我们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认真的反省吸取深刻的教训……”这就是我父亲在群众中刚正不阿,浩然之气的口碑。

  在文革后期,我父亲被上级指令去负责川东地区的“三线建设”军管工作,如:武隆的“8.16厂”(我国第一个原子弹生产基地);涪陵李渡镇的“红星厂"(潜艇制造厂)及南川地区的一些军工厂矿;责任重大,使命神圣!父亲非寝忘食的来回奔波在这些“三线建设”的工作中,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无论是原子弹爆炸成功,潜艇下水入海……等等重要军事装备的投产,都与我父亲从事的“军管工作”有着息息的相关,并凝聚着我父亲辛劳的贡献和业绩。


    

   1998年5月,我的父亲带着战争年代所留下的遍体伤痕和疲惫的身躯匆匆的走了。



 父亲逝世的讣告发出后,父亲在全国各地的战友们都发来了悼电,当时的军委领导人李德生,陈锡联等,以及在“三总部”的老战友们也都送了花圈;


  父亲遗体在殡仪馆的停留期间,前往殡仪馆去与父亲遗体告别的人是络绎不绝,有很多我们家属都不曾熟悉的人跪在父亲的遗体前痛哭与父亲叙旧情;在这种感人的场面下,殡仪馆工作人员也主动为我父亲送上了一幅挽联,上面写着:“南征北战功不朽,从无人民忘功臣”(原本只有“陶怀德遗体告别室”这个横标牌);


   在追悼会大厅门两边的提词:“万里长征历尽艰险,巍巍功绩昭示后人”是与我父亲一起在“西路军”中,与敌人浴血奋战过的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给我父亲赠送的挽联;


   由其是在我父亲出殡的哪一天,除了我父亲生前在成都市党政军的战友纷纷前来送行外,还有来自四面八方一些我们家属都不熟悉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断的前来殡仪馆与我父亲告别送行,哪人山人海的场面,曾一度将殡仪馆哪条街道的交通都给阻断,导致“交警”不得不出面来疏通道路维持交通轶序;这就是我父亲人缘亲和力的一种体现。












   我的父亲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里,一直都是率兵战斗在最前线的一线指挥员,直到新中国成立,全国“剿匪战斗”结束后,才逐步退出了率兵打仗的队列;他一生中负过七次伤,身体前面的六处枪伤,都是在冲锋陷阵时被击中的,身上到处都是弹坑,右手的食指还被敌人的弹片打断过,比正常人的手指短了一节;左后肩上一道长长的刀疤,是在“西路军”西征途中与马家军挥刀拼搏时,被身后的敌骑兵用马刀砍下的刀伤(二等甲级残废),在我们小时候,每当夏天见父亲穿背心衬衫露出哪道长长的刀疤时,就会用手去摸着玩,每到此时,父亲就会风趣的对我们说,这是“刮民党”反动派给我留下的纪念。

  父亲在几十年南征北战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的活了下来实属不易(与我父亲一起参军的二伯,早在长征途中就牺牲了,牺牲时是个红军的营教导员);小时候我们也曾问过父亲,当时他哪么小的岁龄参军打仗害不害怕?父亲说,刚开始参军时听见枪声也害怕,但这个过程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当时部队成天都在打仗死人,身临其境中早已是见惯不惊视死为常了,很多大叔大伯们早上还在逗着我父亲玩,一旦出征上战场后,下午就不见回来了,哪时候条件艰苦形势严峻,大叔大伯们无论牺牲在哪里,也就只能“青山处处埋忠骨”(没有人去为他们收尸埋葬,也没有条件去为这些先烈们料理后事),所以,往往连烈士们的遗体都见不上最后一面,父亲也常为此而伤感动容;但时间一长,见得多了,也就适应了,他只记得大叔大伯们临上战场时都是毫无畏惧,面带笑容从容的走向了战场去面对死亡,他们人虽未再回来,但那一张张视死如归的笑容,却永远留在了我父亲幼小的心中;虽然那时我父亲因年龄太小没有机会上战场杀敌,但是在哪种特殊的环境中,革命先驱者们的英勇壮举,早就潜移默化在父亲的大脑中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也是当时红军队伍中普遍流行着的一句话,因为,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理念,与其在家被地主土豪剥削压迫得生不如死,不如跟红军出来干革命求翻身解放,哪时象我父亲这种既没文化又不懂什么“崇高革命理想”的红军战士,只有一个单纯而又实实在在的念头,那就是,跟着红军闹革命,打下江山后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都能吃饱穿暖,这就是他们舍生忘死为之而奋斗的初心。



   父亲参加革命戎马生涯一生,曾先后荣获“二级红星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等系列军功章”在这些勋章里,既记载着我父亲为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也是党和人民对我父亲的一种认可和崇高的敬意。父亲一惯廉洁自律,并且对我们子女要求也很严格,原来我们家配的专用轿车我们子女基本没用过,就连我父亲生病住进军区总医院我们前去探望他时,也都是我们自己骑上自行车到十几里路程外的军区总医院去看望他,所以,在我父亲逝世后,我们家上交的专车,几乎还是新车;父亲对下属也十分的关爱,每逢过节假日时,总是把曾经的老部下和驾驶员叫到家中来共度佳节,就象对待家人一样的爱兵如子,所以在父亲逝世后,我家的专车驾驶员不仅流了不少的眼泪,当专车上交后,还仍然保持着经常到我家来走动的亲近习惯;父亲曾经的一些老部下也经常到我们家中来看望我父亲,并在我们家中搞战友聚会;我认为,这就是我父亲爱兵如子,平易近人的一种体现吧。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父亲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谋取幸福的一生,是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奋斗不息的一生,是为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铺路开道,躹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块名符其实,当之无愧的新中国“奠基石”我们不会忘记他!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人民也不会忘记他,父亲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一座丰碑。






   在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谨以此文缅怀我哪在天的父亲!同时,也将此文献给今天有资格进入这本书中的每一位“红四方面军”革命老前辈们,因为他们和我父亲一样,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先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让我们继承父辈留下的红色基业,在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努力不懈的将红军精神发扬光大,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我们都是红军的后代,我们有义不容辞的义务继承和捍卫父辈们创建的红色基业并传承下去!而绝不能容忍及苟合国内外任何企图颠覆我红色江山的阴谋得逞!为巩固和捍卫这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我等红色后代应枕戈以待时刻准备着,当红色江山受到威胁之时,该亮剑时且亮剑。




                            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子: 陶建新敬上
          
                                                                   2017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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