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爸爸刘元奎
刘元奎 韩云峰夫妇在北京
光阴匆匆似箭过，往事悠悠上心来。
转眼敬爱的爸爸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个年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总会时常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欲罢还存。在众多的回忆思绪中，我们逐渐察觉到老人可能还有一个未了之情，那就是有些事他曾经常讲，其至反复讲，但从不让我们记录下来，更不让我们宣传出去。长久的揣摩和深思后，我们终于弄明白了，他给我们讲述的这些事，带有厚重的时代特色，带有只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人际 关 联，只要他们还在，就只能言传，不能记载，这是父辈们之间的一种默契。而现在老一代人都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作为晚辈我们应该把那些事整理出来，让大家知道父辈们曾经的一段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的传奇。
一、“解放”入伍、参加红军
爸爸曾说，参加红军是他这辈子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
他的家乡在四川省昭化县虎跳区香涎乡柏家沟村（今属广元市元坝区）。他出生在一户殷实的农民家庭，从小父母双亡，仅与祖母相依为命，靠祖上传下的一点薄地，祖孙二人辛勤劳作，还供他上了几年私塾。一九三二年底，已经十八岁的他到附近一个叫永宁铺的地方赶场，没想到正碰上四川军阀田颂尧部队抓壮丁，不由分说被五花大绑带走当了兵。从此，他和祖母失去了联系，再未相见（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托人带信到家，躺在病床上的祖母得知他还活着，喜极而泣，溘然长逝）。在国民党军阀队伍里，他受尽歧视和欺压，逃跑无望，度日如年。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七月，红四方面军攻克巴中境内黄木桠，爸爸被红军解放，集中到巴州城内补训师受训两个月，编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工兵连。从此，他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对于被国民党军阀抓丁，当了七个半月兵这段历史，爸爸从没有向组织隐瞒过，但他也很少对外人提起过这件事。我们理解他对这段经历的苦衷，这有什么呢？朱总司令、刘伯承元帅这些开国元勋，都有过在旧军队中的历史。记得我曾问过老爸这样的问题，当时为什么没有回家？没有回去看看老祖母呢？他深沉地说：那时是有个同乡动员他一起走，他没有表态，不久这个老乡就不见了。当时红军不强留人，愿意回家还给你发路费。爸爸说他之所以没有走，是想到回去后早晚还要被抓丁，农民是逃不脱悲惨命运的。他说我看到红军为穷人打天下，不欺压老百姓，红军官兵平等，就下决心留下来，跟着红军干。
作为晚辈，我们也许会对爸爸这种解释心存疑问，那时候他知道共产党吗？红军为啥为穷人打天下？红军队伍为什么实行官兵平等？可以肯定地说，他不清楚，也不知道。但他肯定在视察，在判断；他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凭他的直觉，他相信这支队伍，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这支队伍。从此，秦巴山区少了一个勤劳的农民，红军队伍里多了一个坚定的战士。
穿越那个时代，我们感叹人的一生，要走的路很漫长，但关键的往往只有几步。老爸：当红军这一步，您走对了，这一步改变了您的一生。
二、一句话差点丢了命
反刘湘对川陕苏区发动的“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组织进行的艰难战役之一。红军采取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经常转移阵地，以求得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敌人。在行军作战行动中，挖战壕，修工事是家常便饭。爸爸说，有一天在连续行军转战后，上级命令就地构筑工事，挖战壕，准备阻击敌人。部队已经走了几十里路，他们又累又饿，实在干不动，但领导说时间紧迫，不能休息。此时，老爸随口发了一句牢骚：啥子打倒帝国主义哟，打倒背时主义吧。”没想到就是这随口一说的玩笑话，很快被汇报到了上头，晚上爸爸就被抓捕关押进了牢房。原来当时的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正在贯彻“极左”路线，在部队搞“肃反”运动。爸爸刚参加红军不久，说他造谣惑众，动摇军心，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要被审查枪毙。爸爸说他当时又急又怕，在牢里大声申述喊冤，正巧被来检查工作的军领导洪学智（解放后为总后勤部部长）听到了，洪学智走过来问明了情况，他说：“他还是个细伢子（洪为湖北人），发了一句牢骚，不是原则问题，以后注意就行了。”爸爸这才被教育释放了。这件事对爸爸的教育警示很大，以后他说话办事处处小心谨慎，生怕再碰到“告密者”。他对洪学智老首长救命之恩念念不忘，对在红军中推行的“极左”路线深恶痛绝。他回忆说：“极左路线横行时在红四方面军中错杀了很多人，把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怀疑为国民党敌特；把成份高一点的同志说成是投机分子，当红军的动机不纯；对反对搞斗争扩大化的同志更是加以排斥和打击，很多无辜的干部战士惨遭杀害。红军在这种非正常的政治氛围中，既要打仗又要防止被自己人“整”，人人思想压力都很大。爸爸说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少惹事非，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上过私塾，有点文化，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到抗日战争时期。
今天的我们并不了解这种内部斗争的残酷性，但是因为一句话差点掉脑袋，确实让人心有余悸。我们为这样的历史在红军中真实存在过感到遗憾；为爸爸能幸运的脱离危险感到庆幸；更为爸爸在如此地高压下，能够坚持到最后感到欣慰。
三、救命的牛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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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奎1961年在北京
长征，是红军战士最难忘，又最不愿意回首的历程，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他们比其它红军战士经历了更多的苦难。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为贯彻中央确立的北上抗日方针，红军总部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分路行动，北上陕甘。爸爸所在的第四军十一师编入了右路军，随党中央、中革军委行动，于八月底克服了重重困难，第一次通过了雪山、草 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此时，张国涛与中央在方向上发生分歧，他不顾中央的反对，指令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全部南下，再次走过草地，翻越雪山，到达天全，芦山地区。爸爸回忆说，这两次过雪山草地，天气还不是很冷，部队还有一点粮食，虽然经历了千难万险，部队还是硬挺过来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让走咱就走。但是，形势急转直下，部队在张国涛带领下，越打越困难，消耗很大，难以为继。广大指战员已经看清张国涛“南下”是错误的，是没有出路的，要求走“北上”的正确路线，爸爸他们又一次踏上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路程。此时，正值冬季风雪交加，部队已无粮可筹，连野菜都被挖光了，很多人断粮断饮，饥寒交迫，永远倒在了雪山草地中，爸爸给我们讲，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是把自己枪上的一根牛皮背带，分多次烧焦后再煮熟吞到肚子里，才熬过最后两天，第三次走出了茫茫草地。他还对我们说，在草地里晚上他们是背靠着背坐在水草上宿营的，天一冷腿都被冻住了，只有把冰砸开，才能抬腿走路。为此，他的腿被冻伤，-连汗毛都没有了。长征最终以张国涛“南下”失败，毛主席“北上”胜利而告结束；但张国涛给红四方面军带来的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
毛主席在长征诗中写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令人高山仰止。但是，千千万万红军将士用生命丈量过来的万水千山，这“等闲”二字又怎生了得。回看父辈们这段历史，作为后辈，我们只想说：每一个经过长征的红军将士，你们都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四、被日本鬼子包围了
八年抗日战争，是爸爸政治思想觉悟、军事指挥能力、战术技术水平，得到全面锻炼提高的时期。他从班长、管理员、参谋、中队长、侦察股长，一直被提升为团参谋长。先后参加了夜袭日寇阳明堡机场，烧毁飞机二十四架；神头岭伏击战，消灭日本鬼子千余人；响堂铺伏击战，炸毁敌汽车一百八十余辆。参加八路军东进纵队，开辟冀南根据地，平汉铁路破袭战，百团大战，粉碎日伪军对华北进行的“五一”大扫荡和“铁壁合围”等战役。总之，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赴抗日前线后，组织开展的军事行动，他大部分都是亲历者。爸爸说，他原来不会打仗，更不会指挥打仗，是在频繁的残酷的战斗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军事认知水平，逐步锻炼成长为—名指挥员的，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一九四一年前后，一次上级让他带一个连加部分地方武装，伏击到乡村扫荡的日伪军，进入伏击地域后，他发现鬼子成一字 行军队形，军官都走在队伍中部，就指挥部队从敌队伍中间展开攻击，企图来个拦腰斩断分割消灭。战斗打响后，没料到鬼子以极快的动作，由行进转入战斗，从两端成扇形向中间合拢，反将八路军包围住了，疯狂地向我们发起进攻。鬼子的战术发挥较好，单兵技术过硬，军官指挥果断。我很快被敌缠住陷入被动局面，部队伤亡较大，情况十分危急。所幸我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压制住鬼子的火力，我们及时撤出了战斗。这场战斗给爸爸带来的教训深远，他在总结教训时说：不了解对手盲目下决心，事先没有做出出现紧急情况的预案就发动进攻，自以为是，麻痹轻敌，结果吃了大亏。看到很多战友牺牲，他深感痛心和内疚。他向团领导做了检讨，接受了组织处理。为此，他又被调回团里当参谋。他的老领导孔庆德（后为武汉军区副司令），鼓励他说：谁生来就会打仗？吃一堑，长一智，指挥员要多动脑筋保持清醒，及时作出有利自己的决定，就能少吃亏、不吃亏。领导的批评和鼓励，给了爸爸很大帮助，他后来跟老领导和战友们学习了很多实战经验，在战斗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河北清漳河，反顽战斗中，他带领部队打垮了敌人多次偷袭和冲击，受到了冀南三分区领导的表扬。
记得老爸多次谈到对日本鬼子的看法，说他们训练有素，服从命令听指挥、注重相互配合，单兵素质好，打仗凶狠不要命，八路军二三个人，不一定能对付得了一个鬼子。今天来看，这是一个老军人对老对手的真实评价。这从侧面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取得八年抗战胜利，是多么不容易！
五、不该发生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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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奎1964年在北京
在多年的战斗经历中，千里跃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是爸爸最难忘却的悲壮历程。
跃进大别山之前，他已经担任了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四旅十一团领导。跟随刘邓大军参加了鲁西南的滑南、鄄南、定陶、距野、金乡、鱼台、嘉祥等战役，特别是血战羊山集，歼灭国民党王牌六十六师。随后跨过陇海铁路，越过黄泛区，渡过沙河，强渡汝河和淮河，枪林弹雨中进入大别山，完成了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转折。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日子里，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阻，当地反动武装袭扰，人民群众被反动派威逼不敢接近我们。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使得有些同志情绪比较急躁，结果出了问题。有一次夜行军，爸爸带的团担任纵队前卫团，副团长曹西康（老红军，后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带尖刀连为全团开路，黎明前突然受到袭击，伤亡了十几名战士。部队立即组织反击，抓住了对方一名伤员，一审问才弄清是当地地下党游击队，因为天黑搞不清情况，以为是碰到了国民民党部队，双方发生了误会。曹副团长知道情况后，看到伤亡了这么多人，难平心中的怒火，命令尖刀连继续追击，结果将游击队领导打伤致死，铸成大错。原来这位同志是当地中心县委书记，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多年，群众威信很高。此事发生后，中原局和野战军领导非常重视，为打开大别山斗争局面，争取人民群众支持，邓小平政委主张枪毙曹副团长，刘伯承司令说，念他是个老红军，有战功免他一死吧，最后将他撤职，降为马夫。在二野，邓小平政委治军甚严，铁面无私，刘伯承司令为人和善，爱惜部下，部队中私下有“邓阎王、刘善人”的戏称，提醒官兵不要犯纪律，否则邓政委抓住了可没有好果子吃。这件事对老爸的震动很大，因为他身为团长是承担了责任的。
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开始后，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爸爸率团在双堆集与敌激战，黄维在固守待援无望的情况下，作最后的困兽之斗，美式装备的步兵三个团在十多辆坦克配合下，轮番向我坚守的大小宋庄、顿庄冲锋，飞机、大炮、火箭筒把阵地打成一片火海。全团官兵宁死不退，昼夜血战，负出三分之二的代价，把黄维兵团牢牢地阻在包围圈里，为全歼该敌作出了突出贡献。部队刚被换下来休整，补充兵员和弹药，又接到命令，全团强行军近百里，跑步前进中跑死战士两人，很多干部战士累得吐血昏倒在她，硬是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位置，立即向敌李延年部发起攻击，掩护一个山东地方团安全突出包围圈。由于在淮海战役中的突出表现，爸爸带领的团被第二野战军前委授予“后起之秀”锦旗，所属四连荣获“猛虎连”称号，他本人受到纵队通令嘉奖。-可惜“后起之秀”这面锦旗，被后任的团领导弄丢了，爸爸为此一直难以释怀，不能原谅他们。须知军人把荣誉看成是自己的政治生命，那是全团官兵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呀！
六、三营长牺牲之迷
竹园铺是四川省井研县南部一个小镇，距县城约五十 华里，四周浅丘起伏山峰相连，两侧沟深坡陡梯田环绕，在军事上易守难攻。一九四九年底，我第二野战军十军二十八师，在此与国民党军开展过一场生死搏杀。
守军为敌胡宗南部主力三十师九十一团，全副美械装备，齐装满员，未受过解放军打击，自吹为常胜军“天下第一团”，该团三天前抢占竹园铺，控制制高点，构筑环形工事，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形成交叉火力网，且部队受反动教育颇深，气焰嚣张，大有在此与我军决一死战之势。我二十八师在向成都方向追击前进途中，接到攻击竹园铺的命令，一场遭遇战就此打响。根据师作战部署，我八三团从敌左翼发起攻击，断敌向西、南逃跑之路。攻击开始后，守敌不愧为王牌主力，居高临下据力死守，依托山势和坚固阵地顽强抵抗。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营组织八连、七连轮番攻击敌主阵地，激战数小时均被火力压制，未能攻上去，部队伤亡较大。危急时刻爸爸赶到三营指挥所，营长张德银报告说准备再换一个连进攻。爸爸对这样逐次用兵很不满意，大声吼到：“三营长，我有几个连队？用这种添油战术都会给我葬‘送掉。”他当即调整部署，撤换了三营的主攻，改由一营担负主攻，调全团重武器增援。此时敌人已察觉被重兵包围，由固守改为突围，拼命组织反扑，战斗异常激烈。战至第二天拂晓，在师炮兵重武器支援下，打退了敌人的反冲锋，攻破了敌人的主阵地，全歼守敌“天下第一团”。在最后冲击敌主阵地途中，三营长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此战除三营长阵亡外，牺牲干部战士七十余人，伤者百人之众，足见战斗之惨烈。三营长张德银同志是山东省长清县人， 三八年参加八路军，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作风顽强，身先士卒，曾八次负伤，左手被打残。他是八三团的英模，也是在战场上牺牲职务最高的干部。他牺牲后爸爸非常痛心和难过，特别是有些干部战士私下议论说：“团长把营长骂死了。”因为三营主攻被撤换后，营长不服气，亲自带头冲锋才被敌人子弹击中的。爸爸派专人到荣县，委托当地县政府领导，买了地主最好的楠木棺材，沉痛安葬了三营长张德银同志。解放后，当地政府在竹园铺血战战场，修建了烈士陵园，以告慰先烈，昭示后人。
爸爸在世时每当谈到三营长，他仍深感惋惜，心情沉重。但是战场上哪有不流血牺牲的呢？爸爸本人在战争年代就四次负伤，其中三次重伤，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与牺牲的烈士相比，他只是一名幸存者！
七、提前行动，先斩后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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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奎1955年授衔时
四川解放初期，有大批国民党起义和投诚部队需要改编和遣散；有潜伏的敌特纠集游兵散勇，组织所谓“救国军”，游击队搞破坏；还有一些地方恶霸和土匪，对新生政权不满。他们伺机而动、呼啸山林、聚之为匪、散之为民、夜聚明散、暗杀破坏，整个西南一时混乱，严重威胁新生政权和人民生命安全。为巩固大西南，稳定社会和人心，根据中央指示，西南军区部队转入以剿匪入主，同时完成建立政权，武装征粮的任务。爸爸率八三团驻防南溪县城，被任命为南溪、江安、长宁、兴文四县剿匪总指挥长。该地区被长江分割两岸，山高林密，聚集数千土匪之众，杀人放火，袭击我征粮工作队，杀害我区县政府工作人员及土改积极分子。特别是在大观镇，匪首聚集千人围攻程超副团长（后为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带领的剿匪部队，数天不退，狂妄之极。在团部所在地南溪县城，土匪混入城中，晚上到处打枪，贴标语，画乌龟漫画（上写刘团长姓名），叫嚣释放我关押的恶霸地方青红帮头目和哥老会头子罗文潭，否则要血洗南溪县城，公开向我发出挑战。在此之前，根据匪情严重程度，部队集中主力围剿万里菁、清峰寺两地，消灭土匪三千余人，又在兴文县建武山石林地区-，消灭国民党七十二军警卫团原副团长欧阳大光匪部千余人。主力部队仍在外清剿余匪，县城和团部兵力空虚。城内有四个等待改编的伪保安警察中队六百余人，他们密谋叛乱，趁驻军人少之机，利用夜晚勾结土匪里应外合，要先打团部后打政府，打开监狱和抢劫仓库物资，把队伍拉到山里为匪。得到线报已是下午时分，爸爸身边只有一个重机连和团部勤务人员，政府也仅有部分武装人员，如果发生暴动，敌众我寡万分危急。紧急关头，他召集政府领导研究后，果断作出了决定。二十多名警察中队的干部，立即由县长召集开会，被秘密缴械关押。六百多人以会操名义集合到学校操场，由爸爸训话，事先派重机枪连控制四周 山头，在讲台后面挖了个大坑，架好重机枪隐蔽盖好。他下达命令收枪训话，说：“你们是真投诚呢，还是假投诚真当土匪？”有几个顽固分子叫喊：“真当土匪怎么样？”老爸指着这几个人，坚定地说：“要当土匪就消灭你们。”说完他往后面大坑里一跳，里面重机枪暴露出来拉开了枪栓，四周埋伏的战士高喊“械枪不杀”，镇慑了众人，他们到处乱喊： “不要开枪，我们投降。”随后保安警察中队被立即遣散，土匪头子罗文潭和密谋叛乱的首要分子被镇压，一场危机化险为夷。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预料。警察中队预谋叛乱的情况报到上级后，师长陈中民（后为军事学院副院长）亲自打来电话，他批评爸爸说：“这些警察中队是准备改编的，你没有请示把他们解散了，是提前行动，先斩后奏。”事隔一天陈师长又亲自打电话给爸爸说：“刘团长你干得好，决心正确，行动果断，处理得对，是我批评错了。”原来，另一个团驻地，也有四个保安警察中队，与土匪勾结一夜叛乱，先打部队，后打政府，造成严重损失。对于师长的批评和表扬，爸爸说他没有作任何的申辩。
写到此，脑海里又一次浮现爸爸的形象，他总是那么的刚毅、深遂、冷静和果断。就连后来和他一起工作的苏联军事专家都说：“刘校长是标准的中国军人”（那时，爸爸在坦克学校工作）。
整理完这些故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也许有人会说，你是在为父亲评功摆好，歌功颂德。我们想说是，又不是！说是，我们感到父辈们当年的传奇经历，不应该被埋没，被遗忘。说不是，因为爸爸一生对名利地位、高官厚禄看得清淡。在抗战时期，组织上安排他到地方武装当主官，他说我只干主力不干地方，因为主力部队能打鬼子。解放初期，西南军区调他任重庆警备区司令，为了老部队建设他没有到任，甘愿继续留下当团长。在军委装甲兵工作期间，政委向仲华找他谈话，将他的行政级别由十级调为九级，他谢绝了。他说我一个穷孩子，能有今天已知足了。还有一九六九年，他受政治迫害，被造反派赶出北京，平反后军委要任命他为装甲兵顾问，要他回北京并安排了房子、车子，他又力辞了。他说我年龄大了，不给组织找麻烦了。回想我们家因爸爸工作调动，曾两进两出北京城，爸爸坚持人走家搬，不留一人。这事搁现在谁能办到！
好了，已经够多了，属于老人家不能对外说而由我们来说的秘密不能全部揭示完。但我们想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只想告诉大家，告诉后人，一个真正的红军老战士，我们的爸爸刘元奎！
附刘元奎小传：
刘元奎，四川省昭化县人。一九三三年七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十月入党。历任侦察科长、团参谋长、团长、川南军区作战处长、军委装甲兵坦克六、二校副校长，正军职、大校军衔，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毕业。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一九九五年一月逝世。
作者：刘黄河 李书建
二0一七年一月于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