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进川办大院后楼，有一段难忘的故事。文革前，因我母亲在四川省邮电学校任职，我家住在地方上。66年春夏之交，文革爆发，我母亲杨瑾成了省、市干部中第一批宣布“靠边站”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记得同时被打倒的还有成都大学(现西南财大)校长兼书记赵力伯伯等一些十八军老前辈，他是我们八一校同学赵小丽的父亲。我在大街上看见过赵伯伯被成都大学上千学生(当时通称“红卫兵小将”)拉出来游街的情景，老爷子走不动，坐在学校的一辆三轮车上，虽满脸病容，但也透露出委屈、迷惑的神情。我母亲被批斗的场面也同样“壮观”，造反派(邮电学校八一八红卫兵小将)嫌游街不过瘾，干脆把她拉到原西南局机关与其他社会上造反派一起批斗，同时被斗的还有一大群各单位的“走资派”。虽然毛主席号召造反派要“文斗”，“触及灵魂不触及皮肉”，但在林彪、江青集团和中央文革小组那帮家伙明里暗里支持、鼓动下，“红卫兵小将”们根本不予理会。这次批斗时，我母亲还“坐了喷气式飞机”，即把被批斗者双手从背后向上抬起，弯腰，将头向前下方压出，像喷气式战斗机俯冲的姿势。同时还要在被批斗者胸前挂牌，头上戴高帽子，上书“打倒xxx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高帽子一般是纸糊的，但也有些丧心病狂的造反派用水泥做，很重。这些家伙的行经与二战时日本、德国法西斯没什么区别。我母亲因此养了好几个月的伤。

    67年5月7日，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冲击132厂，厂警卫连开枪还击，50多名造反派死亡。这一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第一枪。从此“文化革命”进入了“武化革命”时期。

    由于抄家、批斗，母亲停发工资，我家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再加上成都各处武斗，邮电学校造反派也挎枪武装，一遍“红色恐怖”，我家在地方上实在住不下去了。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像抗战时“跑反”，而且几乎每天都在跑。我母亲只好让保姆何阿姨把我妹妹和小弟弟带到川办一所暂住“避难”，同时找川办领导要求搬家。68年我父亲从前方回来，我家搬进后楼，总算有了个“窝”，不用再终日担惊受怕，四处“跑反”了。

    搬进后楼时，我们的心情难以言表，仿佛回到温暖的老家，军营里的一切都那样熟悉，亲切，连每天早、晚的起床号和熄灯号声都十分悦耳。后楼和前院的叔叔、阿姨们见面就问寒问暖，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这里好象是一个“世外桃源”，一片乐土。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川办机关也搞“文革”，也像地方上一样，造反派们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但与邮电学校相比，生活已有天壤之别。

    我们在后楼住了10来年，小弟弟几乎一半的童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在“文革”这种特殊社会环境下的川办大院生活，终身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