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焕超的革命征程
一、革命历程概要
父亲张焕超，原名张焕朝，1915年生于河南省新野县王集镇北张楼村（现上庄乡杨阁村北张楼村），1927年底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徐向前、吴焕先、徐海东、周骏鸣、王国华、罗炳辉、陈毅、张云逸、方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先后担任过党的地下交通员，鄂豫皖、鄂豫边红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新四军4支队8团连长、5支队老8团连长，5支队游击大队中队长、十五团参谋、某独立团营长，新四军二师敌工部盱眙游击大队（团级建制）大队长，中共中央总情报部华中情报总站社会科科长（团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事党的地下交通秘密工作、鄂豫边苏区反围剿斗争、鄂豫皖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七里坪等战斗战役。参加了红25军长征，途经河南担任掩护主力的任务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部队只身一人留在山洞养伤，幸遇上山砍柴的老百姓，在其救助下得以伤愈。之后寻找其他红军伤员继续坚持斗争，后转入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开辟皖中、东进侦查、开辟津浦路东根据地、三打来安城、半塔集保卫战、淮南根据地多次“反扫荡”、“反摩擦”、“反蚕食”、抗战战略大反攻等百余场战斗和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淮南根据地自卫战，界河、临城、韩庄、枣庄等战役。在1943到1947年初担任中共中央总情报部华中情报总站来六社会科科长期间，在中央总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及华中情报总站总负责人刘星垣的领导下，从事我党我军隐蔽战线工作，开展清除隐蔽在根据地的敌特、收集军事政治情报、建立地下情报站等情报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父亲的真实身份隐瞒了70年，他去世后20年的今天--2020年，我们在抗战时期任中共中央总情报部华中情报总站总负责人、解放后任某省省委书记、中纪委副书记刘星垣其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揭开了父亲的身份之谜。
二、革命历程简介
父亲张焕超(朝)于1927年底，时年13岁，接受了家乡共产党组织秘密宣传革命真理，接受了革命思想，从此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在中共鄂豫边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党的密秘交通工作，担任地下交通员，承担传送情报、收集情报、接送党的领导和同志地区之间的来往；参加了鄂豫边区反围剿斗争；1932年鄂豫边区反围剿斗争失败，转移到鄂豫皖苏区，转入鄂豫皖苏区红军，先后担任红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及徐向前、吴焕先、徐海东的领导下，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保卫鄂豫皖苏区，粉碎国民党围剿做出了贡献。
1932年10月，由于张国焘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使鄂豫皖苏区的第4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至川陕开辟新的根据地，鄂豫皖苏区只留下红25军一支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坚持继续斗争。1933年5月鄂豫皖省委强令红25军发起“七里坪战役”，父亲转入红25军并参加了该战役。七里坪战役参战红军1.2万人，牺牲、病死、饿死近6千人，可谓”悲歌一曲为中华”。之后又参加了葛藤山、长岗岭、斛山寨等著名战斗、战役。
1934年11月，根据中央的指示，红25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即长征。父亲跟随红25军主力开始了长征。转战途中，国民党调集了40个团的兵力围追堵截红军。在河南境内的一次作战中，时任连长的父亲带领全连担任断后掩护主力转移任务，腿部负重伤。为了不拖累部队，把生存的机会留给同志们，主动要求留下养伤。在山洞里巧遇当地上山砍柴的老百姓，在其救治和照料下身体得以康复。之后，在极端恶劣的白色恐怖环境下，收拢了几位长征出发前负伤留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伤员，他们坚持共产党人革命到底的信念不变，矢志不移，继续坚持斗争和寻找党组织及留在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1935年腊月初3日，中共鄂豫边省委领导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成立，父亲他们转入了这支游击队，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在鄂豫边省委书记张星江，省委军事部长、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大队长周骏鸣，以及豫南革命家、鄂豫边省委书记、组织部长、游击队指导员（独立团时称政委）王国华的领导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即党史称之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先后担任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手枪队侦查员、班长、排长、豫南人民独立团2连连长，参加了平氏孤峰山庙会夺枪、攻打八门庄、智取蔡冲、邓庄铺、大梨园、马谷田、贾楼土围子、邓焦保卫战等战斗，扩大革命武装，开展“打坏货、拉土豪、发展革命力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保卫自己”的活动，建立和发展了鄂豫边区游击根据地，为坚持革命低潮时期的继续革命做出了贡献。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为我党开展抗日战争建立中原根据地奠定了基础。鄂豫边区游击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十四块根据地之一，鄂豫边区游击根据地中心—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成为我党中原抗日根据地中心，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初期的所在地，中原抗战进步青年聚集培养地，在中共抗战史上被称之为“小延安”。
抗日战争战争时期，全国抗战全部爆发，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留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月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编成4个支队共9个团（另有1个手枪团）。在鄂豫边区坚持斗争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和鄂豫皖边区坚持斗争的红28军于1938年1月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辖7、8、9和手枪团四个团，父亲所在的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4支队第8团队，俗称“老8团”。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团长周骏鸣、政委林恺的率领下，从鄂豫边开赴皖西、皖中、皖东抗日前线。1939年7月1日在“老8团”基础上扩编为新四军第5支队，辖8、10、15团和教导队，皖南事变后于1941年3月又改编为新四军二师5旅及一部为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父亲张焕朝（超）先后担任新四军第4支队和第5支队8团副连长、连长、津浦路东某游击大队中队长、十五团参谋、某独立团营长。1941年5月至1942年5月份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上干队营团级干部班学习，毕业后任新四军二师敌工部盱眙游击大队（团级建制）大队长。1943至1947年初任中共中央总情报部华中情报总站社会科科长（团职）。
八年的抗战中，在新四军第5支队罗炳辉司令、周骏鸣副司令（老团长）、政委郭述申、方毅、张劲夫（政治部主任）、杨梅生司令（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司令）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先后参加过新四军江北抗战的第一战--大小关战斗、东山口战斗、东进侦查、开辟津浦路东根据地、三打来安城、半塔集保卫战、淮南根据地多次“反扫荡”、“反摩擦”、“反蚕食”、反动地主武装暴乱、消灭反动封建迷信武装组织—大小刀会、抗战战略大反攻等百余场战斗和战役，为打击和消灭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开辟和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政（全区17个县级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力量，扩大新四军主力部队等做出了贡献，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贡献。
1938年3月至1939年9月，抗战初期，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新四军的战略部署，父亲张焕超（朝）所在的新四军4支队、5支队，挺进皖西、皖中、皖东抗日前线，初期主要活动在皖西、皖中的六安、桐城、舒城、庐江、无为、巢湖、合肥、肥东、肥西、全椒、定远一代开展抗日斗争，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拉开了新四军江北部队敌后抗战的序幕，在该地区坚持了大约一年半时间。
遵照党中央和长江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在津浦路东西两侧日伪后方的广大地区建立我军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5支队于1939年7月1日在八团基础上扩编而成，1939年10月份抵达安徽东部，开辟津浦路东根据地，第4支队开辟津浦路西根据地 。为了贯彻毛主席抗日战争持久战、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思想，根据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示，积极发展新四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采取各种办法在津浦路东扩军。第5支队迅速抽调得力干部，组建了7个游击大队，13个游击中队。父亲被派到津浦路东某游击大队担任中队长，他的老战友杨克明任某游击大队大队长（离休前任吉林省军区司令员）。各游击队分布在路东各地动员青年群众积极参加新四军，改造自愿抗日的民间组织和愿意抗日的土匪队伍成为新四军。游击队经过整训，编入主力部队。经过短短3个月的时间，部队数量得到迅速发展。父亲的一个中队由十几个骨干力量发展了近200人，第5支队扩编了4000多人，使第5支队由2000多人迅猛增加到6000多人，大大增强了我新四军的抗日军事力量。【注1：《百年征程—驰骋淮南的第五支队》作者：郭述申、周骏鸣、赵启民、成钧、王善甫】
自1939年10至1946年10月，父亲张焕超（朝）所在的部队主要在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这一地区属皖东与江苏边界地区，东至江苏的高邮湖，西至津浦铁路，北至洪泽湖，南至长江。包括来安、盱眙、六合、天长、仪征、高邮、嘉山、明光县，以及淮宝、淮泗（阳）等地区。津浦路以西属我新四军第4支队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
1939年底至1940年初父亲参加了新四军抗战史上著名的“三打来安城”之战。为了保证我新四军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的安全，第5支队先后三次组织实施了攻打来安县城的战斗，为建立和巩固新四军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在第三次攻打来安城的战斗中，父亲张焕超（朝）带领侦查分队化妆进城侦查，摸清鬼子在城里的兵力部署和敌指挥部的位置，为制定作战部署获取了重要价值的情报。敌人为了防止抢粮的军事部署泄露，只准进城，不准出城。父亲在地下党配合下，以出殡送葬为掩护，将武器放在棺材里，与敌人斗智斗勇，冒着很大风险出了城，侦查获取的情报为顺利的执行攻打来安城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次攻打来安城战斗被我党史军史记载为“火烧来安城”。由罗炳辉司令和周骏鸣副司令亲自指挥第5支队的“三打来安城”，三次都取得了很大战果，分别歼灭日军几十人、200多人、3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三打来安城更重要的意义是，彰显了新四军的威望，打出了抗日军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为新四军建立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三打来安城”战斗成为新四军发展史上著名的战例。【注2: 据《百年征程》P197、P199，新四军三打来安城战斗，分别于1939年9月3日、11月、40年5月28日。】
1940年3月21至29日，父亲张焕超（朝）参加了在津浦路东发生的“半塔集保卫战”。这一战役是我军抗战史著名的战役，是新四军抗战史的典范战例。参战部队，由新四军5支队所属全部部队，包括主力部队、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的地方部队。新四军4支队7团和叶飞的挺进纵队也根据陈毅军长的命令参战支援半塔集根据地。半塔集保卫战经过9天奋战，歼灭顽军韩德勤部3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亲日派真反共、假抗日的嚣张气焰，为新四军建立稳固的津浦路东根据地产生了重要作用，为新四军郭村决战、黄桥决战提供了宝贵经验。半塔集保卫战的的伟大胜利得到了时任新四军军长陈毅元帅的充分肯定，他说：“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半塔根据地的胜利，促进了根据地建设。”
半塔保卫战是刘少奇和中原局进入华中敌后，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取得的华中第一次大规模反顽斗争的胜利，意义十分重大。半塔保卫战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创造了在顽军围攻不能击退的情况下，固守待援打守备战的经验。【注3:《百年征程》“粉碎韩顽进攻 胜利保卫半塔”—作者：郭述申 周骏鸣 赵启民 张劲夫】
1941年5月至1942年5月，组织安排父亲参加了我军设在淮南根据地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上干队营团级干部班学习，时任抗大八分校校长张云逸（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副校长罗炳辉（时任新四军二师师长）亲自讲课。主要学习政治、军事、根据地建设和土改工作政策。学员一边学习一边作战，学习期间遇到韩顽进攻根据地，学校组织学员拿起武器直接投入战斗。遇到了日伪扫荡立即返回部队指挥战斗，反扫荡战结束后又继续学习，直到完成计划学业。父亲去世后，在收拾其遗物时发现了他在50多年前抗大八分校学习时的教材，是一本64开本丝质布面的军事教材—“抗大八分校军事教材”。
1942年夏，新四军二师敌工部利用统战工作收编了一支八九百人的绿林武装，父亲被任命为大队长，受命带领7名指导员和一名警卫员去接收改造这支队伍，使其成为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命名为新四军二师盱眙游击大队（团级建制，设7个中队）。在改造过程中成功的挫败了以原绿林老大为首的叛变投敌阴谋，为我军保留住了一支近千人的抗日武装。
从1943年至1947年初父亲张焕超（朝）担任中共中央总情报部华中情报总站社会科科长（团职）期间，主要活动在六合、来安、天长根据地。这一地区是淮南根据地党、政、军（新四军二师）机关所在地。来六社会科是中共中央总情报部华中情报总站的隶属机构，是我党我军开展对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即隐蔽战线斗争的专门机构。他具备三大职能，一是承担社会调查、获取敌人军事、政治情报；二是派遣特工打入敌人内部，开展秘密工作任务；三是反间谍防特务，查处渗透在党我军内部的间谍，保卫党、政、军机关和根据地自身安全。父亲领导的社会科在复杂的对敌斗争环境中获取的军事、政治、社会情报，为根据地我党和军队开展斗争、有效的打击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我党我军的最高机密，按照纪律规定对机构外的任何人都要保密。所以，我们家人一直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的战斗事迹。父亲向我的大哥张庆仁透露的唯一战例，是父亲秘密前往上海，在地下党配合下，为新四军的“飞马牌”香烟厂购买生产设备。经现在查询得知，这种任务只能由隐蔽战线的同志去完成。他们突破日伪军的重重封锁线，经过千难万险，将设备购买到，并从日军封锁严密的上海运输到淮南根据地。由于香烟生产设备的进步，使“飞马牌”香烟的生产质量、规模和知名度得到了很大提高，烟厂每月为新四军军部上缴利润30万元，为新四军部队军费保障做出重大贡献。时任新四军二师供给部长的胡弼亮在他撰写的《新四军二师的供给和生产》一文也谈到在上海通过关系购买香烟生产设备一事。父亲去世后20年的今天，在父亲的老战友、老首长、时任中共中央总情报部华中情报总站负责人、解放后任某省省委书记、改革开放后任中纪委副书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星垣其身边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下，搞清楚了父亲真正的身份，解开了父亲尘封70年的身份之谜，让我们倍感对父亲的崇敬。
根据父亲1999年去世后在其遗物中发现了他1947年4月在山东军区渤海荣军校休养时填写的个人简历表，其中表明1943年至1947年初，在六合、来安一带任“社会科长”。当时我们看了这个简历，并不明白“社会科”是一个什么机构，隶属关系是什么，更没有想到与隐蔽战线存在什么关系。直到父亲去世后20年的今天，才恍然大悟，知道了父亲的真实身份。
1945年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向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军民发布全面进攻日伪军的命令，新四军二师向津浦路南段、淮南铁路沿线出击，迫使日、伪军向我投降。大战前的情报工作尤为重要，社会科领导其秘密战线搜集各地日伪动向情报，及时快速的上报新四军，为战略大反攻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二师和淮南军区所有部队经过半个月时间，作战200多次，歼敌9000余人，缴获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取得了重大胜利。
父亲张焕超（朝）革命意志坚定、作战勇敢、不怕流血牺牲，有勇有谋，融会贯通毛主席的游击战思想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当红军战士勇敢杀敌，当指挥员机智、果断、身先士卒带领同志们冲锋在前，打击敌人、保护同志，多次负伤立功，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罗炳辉司令员曾经称赞父亲是“他是我们红军的老底子，拿一百个新干部也不换”，这是首长对父亲革命工作的充分肯定。
抗战胜利后到1946年底国民党就开始向我根据地进攻，抢占胜利果实，我军开始了自卫战。这一时期的情报战线斗争非常激烈。根据党中央的发展战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由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罗炳辉指挥的界河、临城、韩庄、枣庄战役，连续取得的战役胜利，拉开了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这些战斗的开始，情报战先行，战斗的胜利，情报战线功不可没。
父亲由于长年征战，战斗频繁，行军作战，生活没有保障，饥饿常态化，野外宿营常态化，缺医少药常态化，10多次负伤，两次负重伤，造成了身体伤残，在新四军二师卫生部设在大刘郢的医院治疗一段时间。
1946年夏季，新四军开始北撤山东，淮南根据地所有的党、政、军机关，部队、后勤、医院及伤病员等，分多路由淮南撤往山东。父亲和其他伤病员一起，先撤到山东的鲁中军区，后到渤海军区，在第五荣校休养（大概在山东惠民县境内）。几个月后于1947年春夏时节组织安排到老解放区山东省胶东行署海阳暂时休养。大将徐海东司令员与父亲及其他伤病员同期北撤到山东，他安排在胶东行署的莱阳县休养。组织为父亲安排1名警卫员（姓周，名字想不起），配备一匹军马，两支手枪、1把大刀、1把刺刀和5颗手榴弹，来到了山东海阳县。按照组织的计划，在海阳暂时休养，准备前往苏联治疗，由于形势发生变化计划落空。没想到，这竟成为父亲戎马生涯最后的落脚点。根据组织的安排，父亲符合当时军队干部结婚的硬性规定，“25岁、8年军龄、团职干部”，批准父亲与母亲结婚。到1948年上半年，父亲因伤身体还是不能工作，上级决定，由母亲和地方党政组织照顾生活，退伍长期休养，之后警卫员返回部队。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就一直留在了地方从事农村基层工作。现在我们分析，父亲到地方休养组织安排有警卫员配伴，有军马，批准结婚，从这两个方面分析，父亲应当是团职干部，根据华中情报站站负责人刘星垣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的查询告知，父亲是团职干部。
解放后，国家实行革命伤残军人优抚政策，父亲荣获了“革命残废军人二等甲级证书”，享受革命残废荣誉军人待遇。抗美援朝期间，为支援前线捐出一级残废等级待遇，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恢复为原等级。
解放初期，父亲身体伤残和疾病，生活困难，于1953年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中央办公厅很快给父亲回复，时间不长，政府每月发给一定数额的在乡老红军生活补助。以上图片是中央办公厅收到父亲的信件给予的回执，表明信件受到。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父亲长期担任海阳县窦疃村治保主任、党支部副书记、书记，为修建海阳县最大水库龙门水库动员群众搬迁，带领群众修水库，建村南石河桥；发展农副业生产，将自己创建的苹果园无偿献给村委会；带领群众创办砖瓦厂、面粉加工厂；创办了全县一流的村小学和中学，惠及了周围村庄；为解决村民生活用水，四处奔波建起来自来水工程。
由于父亲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出色成绩，于1959年10月被授予“山东省烈属军属和荣誉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荣誉称号，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济南军区召开的“全省烈军属和荣誉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受到了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桐、书记谭启龙等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同期选拔为“全省烈军属和荣誉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讲师团”成员,在全省国家机关、军队、各大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做革命传统报告，传承红色革命精神，收到热烈欢迎。给国民党在押战犯讲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能够战胜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直接与曾经在战场上为对手的国民党在押战犯进行战例对话，以教育和感化他们重新做人，建设社会主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党的许多老革命、老干部蒙受了不白之冤。父亲张焕超（朝）被造反派批斗、挂着牌子游街，是父亲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长春警备区司令员杨克明（离休前任吉林省军区司令员）为父亲证明其革命历史和红军身份。1969年党的九大会议召开后得到了公正待遇，1969年5月至1979年4月，先后担任海阳县里店公社贫下中农协会主席、海阳县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政协海阳县委员会委员、海阳县历届人大代表等职。
1972年10月参加山东省在乡老红军座谈会，受到山东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济南军区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照片见下）。
1977年8月，参加山东省委组织的全省第一批老红军、老干部前往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
1980年县政府安排住房搬至海阳县城住进干休所。
1995年8月受山东省委、省政府邀请，参加由山东省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大会”。
1999年12月病逝，享年85岁。其骨灰安葬于海阳市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的山顶最高位置。为了表彰父亲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海阳人民政府为其立碑--“老红军张焕超之墓”。
父亲张焕超（朝）一生，曲折坎坷，少年就离开家乡参加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红军到新四军，再到解放军，戎马生涯20载，他的奋斗历史，从中国共产党创立自己的人民军队建立武装斗争集团开始，伴随和亲历了我党我军建立、发展、挫折与失败、奋斗与苦难、再奋斗、再发展，经过20多年的浴血奋战最后取得革命胜利的全部历程。他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独立、解放、保家卫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是我党、军队和国家的功臣。特别是在抗战中期到解放战争初期，父亲战斗中我党我军隐蔽战线，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特殊贡献。
父亲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洗礼，革命理想信念坚定，为了实现革命目标，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实现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身体十多次负伤，其中两次负重伤，仍然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特别是跟随红25军长征后，途中遇敌作战，腿部负重伤，不能继续行军作战，为了不拖累部队，宁肯牺牲自己，把希望留给同志们，主动请求组织留下养伤。父亲一个人在山洞里，生死听天由命。幸运的是被当地上山砍柴的群众发现，在其救治和照料下保住了性命，身体得到了康复。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不放弃革命，艰难的寻找其他战友和党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这种坚贞不屈、坚忍不拔的红军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精神支柱，我们后代人应当永远传承下去。
父亲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是一位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的人。我们作为后代人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曾经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保家卫国做出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老红军、老八路和老新四军。解放前夕，解放战争开展大兵团作战，没有能力很好的保障伤残体病的老干部，只能安排到老解放区地方休养。历史的原因，解放后没有安排工作，没有授衔、也没有勋章，也没有离休干部待遇，只有微薄的生活补助。从现在人的角度来看，像父亲这样的老红军、老革命，没有享受到革命成功后与其他在职人员同等生活待遇，没有高官厚禄，确实是不公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失误。这不是个别老革命的待遇问题，而是有一大批老红军、老革命，特别是红军长征途中负伤的将士，只能留在当地养伤。但是，父亲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待遇，他总是讲，自己与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能够活着，看到革命胜利，看到新中国建立，已经是很幸福、很幸运了。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生活，经常用国家发给自己微薄的生活补助接济困难群众。对自己、对子女要求严格，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特别是他从事我党我军隐蔽战线工作的团级干部，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坚持隐蔽战线组织纪律原则不动摇，淡薄名利、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宁肯过着清贫的生活，也没有向家人和社会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没有向组织伸手要待遇，直到去世。即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宁愿忍受冤屈，始终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这种高尚思想境界，是真正共产党人，是我们现在的人无法比拟的。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幼稚走向成熟，革命征途中，失败了总结教训再来，摔倒了爬起来再前进，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的幸福，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正是因为我们党和军队有像父亲这样的数以千万的有着崇高革命信仰的老红军、老党员、老革命，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我们后人应当继承革命遗志，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不忘共产党的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张焕超(朝）参加重要会议的照片如下：
1959年张焕超（朝）被授予“山东省烈军属和荣誉复员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荣誉称号，即全省退转军人劳动模范。该照片是参加全省表彰大会的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济南军区的领导舒同（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省委书记）、杨得志（军区司令员，前排左5）等领导接见参加会议会中的老红军，并合影留念。前排右一为张焕超（朝）。
1959年12月老红军张焕超（朝）被山东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济南军区授予“山东省烈军属、荣誉复员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荣誉称号，参加了全省表彰大会。会后省委选拔了10位典型代表组成了“全省烈军属、荣誉复员转业军人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讲师团”，为山东省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学校等做革命传统报告，教育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给国民党在押战犯做报告，与曾经是新四军死对头的前国民党高官在押罪犯用进行对话，用亲身经历教育他们为什么处于劣势的共产党能够打败强大的国民党。报告团在山东全省持续2个多月做巡回报告。此照片是全省烈军属、荣誉复员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讲师团合影。前排左起一为老红军张焕超（朝）。
1960年元月，继山东省烈军属荣誉复员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之后，烟台地委召开了退转到地方的老红军和烈军属模范代表座谈会，从省里载荣归来的老红军张焕超（朝）应邀参加此次会议，受到了地委、专区、军分区党、政、军主要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前排左三为老红军张焕超（朝）。
1972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基本结束，国家处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稳定状态，山东省烟台地区革委会和烟台军分区召开了全区老红军座谈会，使这些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在文革中遭受不白之冤、游街批斗的老红军恢复了名誉，得到了公正的待遇。该照片是烟台地区革委会和烟台军分区的主要领导和与会的老红军合影留念。前排左起一为老红军张焕超（朝）。
1972年10月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委在省会济南隆重举行了全省在在乡老红军座谈会，张焕超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济南军区在家的主要领导和省委书记及其他主要领导出席会议，会上济南军区副司令、代司令张铚秀代表军区党委向参加会议的老红军表示慰问，并宣读了在北京开会的杨得志司令员的慰问信。会议旨在解决在乡老红军在“文革”中遭受的不白之冤及生活、身体健康等问题。前排左起12位张焕超（朝）、17位张铚秀。
1995年8月15日山东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济南军区行中国人民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大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张焕超（朝)做为抗战英模代表参加了纪念大会。代表们身佩“抗战英模代表”绶带与参加会议的省里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合影。第2排右起第5名为老红军张焕超（朝）。
作者：
张焕超(朝)之子张启浩
2021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