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孝感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宣传队分队长，第七十五师政治部干事，第二二五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营政治教导员。1939年起任冀鲁豫支队第二大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大队政治处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部长。1942年起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六军分区第十团政治委员，第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独立第四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二十一旅政治委员。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十八军五十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豫北、定陶、挺进大别山、淮海、渡江、西南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政治部主任，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1959年任贵州省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6月22日在成都逝世。
                                                                (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

刘振国自传

由苦难旳家庭走向革命(1916—1930.3)

    1916年1月26日，我降生在湖北孝感县的偏僻农村刘家河一个贫苦农民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和叔婶、姐、妹，我家共九口人。祖父懂中医药术，在农村可行医治病，父亲亦随祖父从医，生活尚可维持下去。但自祖父去世后，父亲既不从医，又不务农，比较懒散，致使家庭衰败，我八岁时家中仅有房六间，山地两块，菜园五分，迫使租地主田三斗、地一斗耕种并欠债银元 150 元，生活极其困难，以后祖母、母亲相继病故，我的童年在苦难的乡村度过，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

    穷人的孩子，食不饱腹，衣不保暖，哪有上学堂读书的份儿呢？当时本村有一刘姓族叔（名叫刘云谐）教私塾，父亲带我求族叔收留在私塾读书，免交学费，由我帮族叔打柴、干杂活做些零星事务，也不要工资，这样读四书五经念了四年。童年期间，受人歧视和压迫，饱尝了穷人的悲惨生活，深感人世不平，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想的是拼命干活，用心读书，自己能有一个出头日，做出一番奇迹，光宗耀祖，成为刘家一个有出息的男儿。

    1926年下半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反动统治被推翻，革命群众运动立刻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蓬勃地发展起来。湖北各地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分财物、枪毙恶霸，游行示威，进行革命宣传，主要内容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那时，我年幼无知，不知帝国主义、贪官污吏为何物，但对打富济贫，地主剥削贫农等是有认识的，受到阶级教育，初步懂得贫穷的根源，启发了朴素的革命思想，在轰轰烈烈的伟大农民运动影响下，我也积极参加了农民协会的游行和分粮。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群众，屠杀共产党人，散布谣言，欺骗群众，广大农民已经获得的果实，又被反动地主蛮横地夺回去了，贫苦农民凑钱合伙请地主吃饭、赔礼、罚款，我家分得的二斗粮地主要回外，还罚了五块大洋。凶恶的地主不仅恢复了原来的统治剥 削，还组织了地主武装民团，比以前更加凶恶、残忍地压迫农民。在地主惨无人道的压榨下，我对地主、恶霸的仇恨深深印在脑海里，这便促使我参加了革命。

    1930年2月，由于家庭经济凋零、生活艰难，家里把我这14岁的少年送到黄陂县蔡店场一家杂货铺当学徒，每天除端饭、倒茶、扫地、学打算盘外，还干许多杂活。主人另供吃饭，不给工资，管理极严，毫无自由，受人欺凌，必须另寻出路。恰好这时红一军一师（徐向前部）第一次到达了蔡店，师部副官（相当于管理员）刘绍乐就住在我们店上（主人已逃走，只剩下我们三个店员），刘副官不仅常帮我们干活，还给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从他的谈话中，使我渐渐一些道理：什么叫剥削，为什么要革命，革命为啥又要有红军、红军是咱们穷苦老百姓的军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特别是红军到蔡店场一周多时间，打土豪、分财粮，镇压了反动的“红枪会”，大快人心，加上红军的宣传教育和刘绍乐副官多次给我讲革命故事，进一步激发了当红军，摆脱旧社会的镣铐，走向新生的决心。1930年3月，我毅然参加了红一军，投入革命大家庭的怀抱，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中前进(1930.3—1932.10)

    1930年3月在湖北省黄陂县蔡店，我自动参加了红一军一师徐向前部）政治部任勤务员，不久即病，住进医院。一星期后到七大队（后改为一团二连）任勤务员。1930年10月在河南光山县进行改编，将一团二连调配到二师，成为四团二连，1930年底红一军改名为红四军，二师改为十一师，四团改为三十一团。1931年3月我被调到该团政治处任宣传员，同年8月任分队长（10月三十一团又改为七十三师二一七团）。1932年 1月我调到安徽省霍山县任区儿童团大队部大队长。4月，调鄂豫皖少共省委会任工作员，10月调七十五师二二三团通讯排任通讯员。1932年1月在一师一团二连由连党代表吴先宗同志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凭着朴素的革命思想和农民要翻身思想参加红军，初到部队觉得一切都很新鲜，除肤浅的的知道些革命道理外，其他什么也不懂得，但由于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教育，情绪安定，工作积极。从1930年到1932年10月，苏区处于迅速发展时期，红军日益壮大，整个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在这大好形势下，我深受教育、鼓舞，加之自己有一定文化，可以阅读报纸、文件，在组织的关怀培养下，认真学习，政治认识和阶级觉悟提高很快，积极完成任务，在较短的时期內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得到了组织上的提拔。

严峻的考验(1932.10—1935.12)

    从1932年8月四次围剿开始，省的各机关缩小，大部分人员转送部队，当时分配我到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通讯排任通讯员，因病住院后，1933年 2月到七十四师二二二团一营任通讯员，同年10月调二十五军学兵连任副班长、副排长。部队整编后调二十五军二二四团任副班长，不久任该连文书，1934年 8月任二二五团团部文书。1935年4月任一营营部文书，同年 9月任团部文书。

    自四次围剿后，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了鄂豫皖苏区，转战千里去川陕地区。剩下成立不久的二十五军、二十七军和独立团、游击队约六万人在苏区坚持斗争。这时大部分苏区被敌侵占，只剩下不大一块较巩固的根据地。特别是自1933年10月敌人进行新的进攻后，整个根据地被敌占领，只剩下少数山里的游击区，而部队由于伤亡、疾病和长期内部肃反的影响，六、七万部队只剩下五、六千人，在根据地完全丧失、部队日益缩小和敌人残酷的进攻情况下，1934年7月，部队主力二次离开大别山，开始长征转移到陕南，1935年8、9月间又转移到陕北苏区。自五次围剿后，整个形势和环境错综复杂、艰苦险恶，部队大量减员，多次进行紧缩整编，工作岗位处于流动状态，这对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在四、五两次围剿中，虽环境极其艰苦，斗争非常残酷，但我的革命信念没有动摇过，“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革命一定会胜利” 是我坚定的革命信念，是我保持斗志、不怕艰难困苦的主要动力。特别是在1933年12月最艰苦的岁月里，我生病拉痢疾很厉害，行军非常困难，我想的是不能因为有了病，掉了队就把光荣的革命历史丢掉了，也深知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劣绅勾结在一起，残害老百姓，不吃苦把革命干到底，那能推翻压在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呢？阶级仇恨，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和胜利信心和为革命奋斗到底的人生观。行军中，我咬紧牙关，坚持不掉队；工作中，我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任务，从大别山转移到陕南，而后又进人陕北，长途征战、跋山涉水，疾病折磨，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但我思想上始终是稳定的、乐观的，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安心工作，无怨无悔，从不动摇，革命信念十分坚定，并参加了劳山战斗和直罗镇、榆林桥等战役和战斗。

    1934年 5月在二十五军二二五团三营九连由共产主义青年团转为正式共产党员。经过近五年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革命斗争的锻炼与考验，提高了政治认识和阶级觉悟，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理想，从一个出身贫苦家庭的十四岁青年，锻炼成了一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入了党，我下决心，生命不息，革命不止！

开赴抗日前线(1937.7—1941.3)

    1935年10月我在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团部任文书、七十五师（由团改师）师部任文书，1937年 5月任二二五团四连政治指导员，10月任七十五师政治部组织干事。

    这段时间有几个重大事件：

    一是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二是同年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当时，我们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呈现的暂时和平环境欢欣鼓舞，但对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卖国政策无比痛恨。“西安事变”由于我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了条件。部队到达陕北以后，提拔了大批干部，大批干部走向新的工作岗位，这时自己有想法，但在党组织不断关怀和教育下，尚能正确对待，克制地位观念。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我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第二天（即7月8日），我党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15日又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公开国共合作宣言》，8月22——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开赴敌后抗日。我所在的部队当时编为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我任该团直属队总支书记。1938年10月任六八八团一营政治教导员。1939年1月由六八八团一营两个连组成冀鲁豫支队二大队，我任一营政治教导员，同年六月调冀鲁豫支队一大队政治处任组织股长。1940年4月任该大队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直工部长。这段时期我随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属队、少数部队和部分干部由太行越过平汉路东进直南、豫北地区，与先期到达的部队会合，积极参加了打击日、伪、顽和恶霸地主的斗争。当时革命面临大的转折，由国内革命战争转为抗日战争，头脑清醒，革命意志坚定，尖锐的阶级仇恨与民族仇恨溶汇在一起，变成推动我前进的巨大力量，对党组织分配给自己的每项任务，尽最大努力去干，积极负责，钻研业务，有朝气、有魄力、雷厉风行，不怕苦、不怕困难，战斗勇敢，严守政策纪律，取得了明显成绩。

在北方局党校学习(1941.3—1942.1)

    1941年3月组织上调我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学习四门课程：联共党史、中国革命问题、党的建设和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基本政策。这次进入党校学习，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进入学校，在当时战争环境，能比较正规、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沐浴党的教学春风，感到无比兴奋。由于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学习中有不少困难，特别是许多理论性的课程，领会消化困难更大，但有盼望已久的学习欲望，不怕困难、刻苦学习，遵守制度，服从领导，经过八个月的党校学习，收获是很大的。

艰苦岁月(1942.1—1944.3)

    1942年1月，我由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毕业后，分配到冀鲁豫军区一分区任政治处主任，1943 年1月调冀鲁豫军区湖西分区（即教导第四旅）十团任政治委员。

    我从党校毕业，返回冀鲁豫军区，听了军区首长关于敌我斗争形势，建设地方武装和周桓部长对冀鲁豫军区工作检查总结等报告后，对边区敌我斗争的特点和今后斗争的方针，在思想认识上提高了一步，树立了新的工作态度。到一分区工作，首先抓机关建设、整顿作风，强调深入连队、调查了解部队情况，及时帮助解决基层困难，指导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有力地整顿了地方武装，扭转了地方武装中存在的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违法乱纪的状态，清除了坏分子，纯洁了内部，建立了制度，加强了政治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同年12月冀鲁豫军区实行精兵简政，一分区和四分区合并，我被调到六分区（又称湖西分区）十团任政委，根据部队情况和特点，抓紧党的建设，开展政治思想教育，整顿纪律和作风，密切了军民关系，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带领部队先后参加了内黄、白浮屠、内黄东台寺、东黄岗集、单县范提口和霍庄等战役和战斗，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取得了很大成绩，自己在实际斗争中也不断丰富了经验，领导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参加整风运动(1944.3—1945.6)

    1944年3月离开湖西分区十团，进入冀鲁豫平原分局党校整风学习，直到1945年6月毕业，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整风，主要学习《整顿三风文件》、《论共产党员修养》、《评中国之命运》、《论党内各种倾向》以及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政策和文件。学习分三个单元：一整顿学风；三是整顿党风，每一单元学完文件后，结合文件精神，均作了检讨和反省，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对自己作了较全面具体的思想作风总结。

日本投降前后(1945.6—1946.5)

    原分局党校整风毕业后，我被调到冀鲁豫九分区任政治部任主任，1945年11月任冀鲁豫军区独四旅政治委员（后改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二十一旅，亦任政治委员）。当我到九分区工作时，军区首长给我谈话，对九分区的情况作了介绍，指出了部队是从几个不同系统组建起来，各部之间互不了解，且有隔阂，机关成员特别是分区政治部知识分子较多，抗日热情虽高，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现象，一定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端正工作作风发挥政治机关的威力。按军区首长指示，在九分区政治部工作短短四个月时间里，我一直兢兢业业、慎重小心，团结干部、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较好地完成分区政治部各项任务。

    1945年10月，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进行整编，除组建一纵外，又组编七纵，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旅。二十一旅旅长是况玉纯同志，我任旅政委。这个旅是在日本投降后，由军区主力独立团升编组成，部队来自各方，机关不健全，干部奇缺，部队基础工作薄弱，制度不统一，纪律松懈，思想紊乱，由地方武装变成野战军，对集中统一思想抵触较大，各种不良倾向层出不穷。基于上述情况，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刻不容缓的迅速加强部队的整顿，提高部队的素质，这是建设部队重要环节。为此，全旅开展部队思想教育和组织、作风整顿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学习教育，广大干部战士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建立了必要的组织工作制度，改变了部队面貌，树立了新的作风，成为一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

在四年解放战争中(1946.6—1949.12)

    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几十万人首先围攻中原解放区，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掀起了全面内战，全国解放战争由此开始。为策应中原我军突围，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刘、邓首长统一指挥下，发起了陇海战役，歼敌万余人。陇海战役结束后，二十一旅奉命继续留在陇海路南豫东地区活动，拖住蒋军七十五师不能北上增援。二十一旅在此期间先后解放太康、淮阳等县城，在豫东完成牵制敌人任务后归建，又连续参加了巨野战役、鄄南、滑县战役、巨、金、鲁战役和豫皖边战役，12月底，又拔掉冀南、冀鲁豫两根据地结合部的一颗钉子——聊城，歼敌七百余人，特别是章缝集战斗，二十一旅与二十旅歼灭蒋介石整编第十一师三十二团三千余人，受到了刘、邓首长的表彰。

    1947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一纵队与第七纵队合编为新的第一纵队，我调任一纵队教导团任政委，不久又任二十旅副政委，同年10月任二十旅政治委员。为了执行毛主席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参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在刘、邓首长直接指挥下，面对十数倍于我之敌的追击合围，形势异常紧张，我与旅长吴忠同志带领全旅部队行军作战，反复对部队进行教育，一是要明确认识跃进大别山的伟大战略意义；二是开辟淮西地区，发展中原解放区，以迎接更大的胜利。特别是在部队中开展“三查三整”，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和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对进入大别山的战争长期性、艰苦性认识不足，过于乐观，对将面临最困难的情况缺乏思想准备。部队进入大别山后，敌情异常紧张，生活异常艰苦，部队思想动荡，个别干部产生怕苦畏难情绪，部队发生了在大别山打土豪中违犯纪律现象，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1948年秋天，这时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反攻，刘邓、陈粟、陈谢三军逐鹿中原，纵横驰骋在江淮河汉之间。我旅奉命参加淮海战役，十月初我旅奉上级指示阻击敌黄维兵团东进。当时刘邓首长下令“破釜沉舟，决心死战”，我们昼伏夜出，在豫皖苏军区部队配合下，迟滞了黄维兵团两天行程，完成了阻击任务，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全歼黄维兵团作出了贡献。在淮海战役总决战开始时，我旅部队参加四战小马庄，与敌整编师十一师进行殊死作战，这是我旅组建以来参加的规模最大的诸兵种协同时间较长的攻坚作战，经历了残酷的血与火的磨炼和考验，使全旅部队逐步成长壮大，更加成熟。这一时期部队处在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在政治思想工作和掌握政策上尤为重要，斗争实践中，自己也积累了经验，对领导部队政治工作作出了成绩。

    1949年2月，我们旅在河南商丘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第五十二师，吴忠同志任师长，我任政治委员。部队整编后，我师接受渡江任务，四月二十四日我师从安庆以南的枞阳横渡长江，参加了渡江战役、湘赣战役和衡宝战役，十月又挥师西行参加解放大西南战役。全师官兵从河南商丘出发，经过皖、浙、赣、黔、滇、川等八省，跋涉八千里征途，展开追歼战，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桂系残部，堵住国民党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残部，接受了国民党七十二军郭汝瑰率部在宜宾起义，参加了全国大陆最后一次围歼胡宗南部队的成都战役。部队连续作战，不畏艰难困苦，日夜兼程行军，主动寻找战机，消灭敌人，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取得了“军政双胜”的战果。四年解放战争，我经历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几个重大事件，在紧张的战斗局势中，团结同志，带领“一班人”巩固部队战斗意志，认清形势发展趋势，努力工作，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艰巨而又繁重的各项任务。

进军西藏，解放西藏(1950.1—1953 .12)

    1950年1月15日，我奉命参加重庆二野和西南局刘邓首长召开的十八军军师领导干部会议，接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同年2月我调任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工作积极、安心，唯对全面情况不了解，业务不熟悉，又面临繁重的进藏任务，深感力不胜任，但革命的责任感和自尊心鞭策着自己，遇事兢兢业业，谨慎从事，多与干部群众交流，听取群众意见，大胆放手，发挥军政治部机关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弥补了领导力之不足，因此几年来的工作还算顺利，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干部的积极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成都战役结束后部队正向川南驻防区前进，突然接到进藏任务，这一变化，使不少人缺乏思想准备，不可避免的在思想上产生了若干顾虑。但这种“顾虑”不是个人想不想进藏问题，而是应如何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转好思想弯子，完成进军西藏的光荣任务。这是军党委和政治机关的首要任务。一月底十八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讨论进军西藏问题之后，我带领政治部同志，投入紧张的思想动员、组织调整、干部配备等各项进军准备工作，着重抓了思想教育，开展诉苦、立功运动，进行我军光荣传统和解放西藏的政治意义教育，扭转部队干部正在滋长的和平享乐思想，解除思想上多种顾虑，从上而下，层层打通思想，使之愉快地自觉接受进藏任务，并在短期内按照上级要求完成进藏准备工作。

在执行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任务中，特别重视以长期建藏为中心的思想领导和政治纪律的教育和贯彻，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干部战土积极要求承担艰巨任务。为部队在进军途中克服高寒缺氧，饥饿、疲劳等多种困难奠定了思想基础。昌都战役后，军党委考虑原来毛主席“三年一换”指示，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1951年8月，军政治部响亮地向部队提出了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鼓舞部队的斗志，激发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在完成进军拉萨，修筑康藏公路、开荒生产等任务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实践证明长期建藏思想不仅是一个思想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方向问题。这是我党对西藏革命和建设一个根本性的方针问题。坚定不移地树立长期建藏思想，就能最大限度的激发部队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责任感，使干部战士看清西藏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斗志昂扬地克服千难万险，帮助西藏人民把落后的西藏建设成为先进的新西藏。

    西藏地处祖国边疆，又是藏民族聚居之地，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经济十分落后，有着特殊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特别是历史上由于反动统治遗留下的汉藏民族隔阂等条件下，教育进藏部队自觉执行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和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是十分重要的。为了正确了解西藏历史和现实情况，十八军政治部抽调得力团师干部成立政策研究室，深入西康藏族地区调查研究，编写了《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守则》、《人城守则》等政策纪律规定，印发部队，组织学习，认真贯彻执行。进藏部队正是在这些具体规定的要求下，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模范地遵守纪律，赢得了广大藏族同胞的欢迎，称赞解放军是“新汉人”，是“毛主席派来的人”，从而使藏族同胞认识到西藏的繁荣昌盛和祖国的统一密不可分；进一步使西藏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是领导各族人民谋幸福的党，驻藏人民解放军是为藏族人民谋幸福的军队，进一步密切了党与群众、军队与人民、汉藏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

    1950年初，我奉调军政治部任职后不久，经组织上的介绍，我与军文工团团员白曙同志相识了。实际上早在1949 年秋部队渡江转战到江西时，白曙同志曾随军文工团到52师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我们见过面，她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到军政治部工作后，与白曙同志见面接触的机会就多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真诚相见，相互了解，我们的感情与日俱增，由相识到相爱，加之进军西藏任务紧迫，我与白曙同志共同商量，并经组织批准，于1950 年 3月8日结婚，时间选在“三八”妇女节，以示纪念。我们婚后，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更加奋发工作，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并肩进军西藏，解放西藏。

    总之，从少年就参加革命，在部队中从最基层战士逐渐成长，被提拔起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经过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环境锻炼与考验。

（军旅岁月网站根据金良平整理的刘振国自传编辑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