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获任的援朝部队指挥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1日,美国参战。7月7日,联合国授权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出兵朝鲜。

　　就在联合国授权的同一天,面对波谲云诡的朝鲜战局,应向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并命令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所属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和四十二军,以及3个炮兵师和高射炮兵、工兵、汽车团等各1部迅速集结,开赴我国东北辽宁、吉林两省南部地区,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局。

　　中央军委还讨论了一个重要议题,即派谁去统领十三兵团,做入朝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时,十三兵团的司令员是黄永胜,按说,应由他来负责入朝前的准备工作,但中央军委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任命:将十五兵团的司令员邓华与黄永胜对调,即黄永胜任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任十三兵团司令员。

　　当时身在广州的邓华,刚刚带领十五兵团结束海南岛战役,即于7月25日奔赴北京受命。可以说,他是最先被确定下来的援朝部队指挥官。

　　邓华这次任命是在军委会议上由四野的领导林彪、罗荣桓等提议,毛泽东亲自点头通过的,根本原因在于:邓华是一个很稳重的人,他肯动脑子,善于思考,能够拍板、敢于拍板,这是未来在与美军这样的现代化军队较量时非常难得的素质;特别是刚刚结束的海南岛一役,他指挥几万大军,跨海南征,以木船打军舰,取得大胜,这是令毛泽东等领导人果断拍板的直接原因。

　　邓华到达北京后,立即投入到部署入朝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整顿了各军,完成了各军由和平转入战争、由打国民党军转到打世界上第一流的美军的思想大转变。他着重做了三方面的准备。

　　第一,重组了十三兵团的领导机关。为了迅速展开工作,邓华向中央军委提出,不仅十五兵团司令员与十三兵团司令员需要对调,这两个兵团的机关也需要对调。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与此同时,邓华又先后请求将原十五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政委赖传珠调入十三兵团,还将十二兵团参谋长解方也调来。事实证明,邓华重组的十三兵团机关是卓有成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后,彭德怀即决定以十三兵团机关为基础组建志愿军司令部,邓华、洪学智被分别任命为志愿军第一、二副司令员,解方被任命为志愿军参谋长。

　　第二,全面部署了各项后勤物资的调配工作。1950年8月11日至14日,邓华在沈阳主持召开十三兵团第一次军事会议,会上除了听取各军的思想动员情况外,着重了解了部队的物资短缺问题,涉及到武器、弹药、车辆、马匹及各种生活保障等问题。他把这些问题提升到整个东北局、东北军区的层面上来一揽子解决,并确保了在8月底前完成全部后勤装备的任务。

　　第三,组织制定了部队的入朝开进计划。入朝开进计划繁杂,但在邓华的组织带领下,在有限的时间里,精干的十三兵团司令部做得相当周密细致,举凡部队番号、着装、通讯、开进路线图、与友军的协同联络、医务人员、司机、翻译等各项事务,无不提前想到。特别是针对夜渡鸭绿江,他们不仅考虑到如何隐蔽伪装浮桥,还考虑到如何在一到两个小时内架通浮桥和拆卸浮桥。后来渡江,我军只用了3个晚上,即渡过了25万人马,而敌军竟然没有丝毫察觉。这种突然和迅速,可谓是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志愿军的入朝参战,是随着朝鲜战场的迅猛发展而到来的。1950年9月15日,美军从位于朝鲜半岛“蜂腰部”的西海岸仁川登陆,拦腰截断朝鲜人民军;10月1日,美韩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10月4日,毛泽东紧急命令彭德怀从西安飞抵北京;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夜,志愿军分三路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自此开始。

　　虽然早在井冈山时期,邓华就认识彭德怀了,但在此前20多年的征战岁月里,他们俩并没有直接共过事。直到这场跨国战事的到来,他们才成为真正的搭档。邓华在志愿军中的职务是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也就是第一助手。在这期间,邓华向彭德怀提出的两次关键性建议,直接影响到能否打好入朝初战。

　　起初,中央军委决定先派两个军过江。两个军不过10多万人,而此时“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已达到42万人,越过三八线的兵力即有13万余人。他们装备优良,而且除地面部队外,还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基于此,10月9日,邓华找到彭德怀,建议十三兵团的4个军连同3个炮兵师同时入朝。彭德怀十分赞许,很快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历史证明,这一着棋非常重要,正是我军以优势兵力出击,才取得了入朝初战的胜利。

　　两天后,彭德怀来到兵团司令部驻地安东(今丹东)检查出国战备情况。邓华再次向他提出,即使先头4个军一起入朝,兵力也还是不够的,必须再调一个军来维护后方。彭德怀认为意见很好,马上向中央报告。中央军委不仅接受了建议,而且决定抽调第九兵团3个军作为第二批兵力入朝作战,再抽调第三兵团、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三批兵力入朝作战。对于邓华的建言献策,彭德怀事后评价说:“邓华这个人知识丰富,很有头脑,考虑问题有眼光,也比较周到。” 

建议取消第六次战役

　　就在志愿军渡江入朝的同一天,美韩军队攻陷了平壤,并继续向北推进,企图占领整个北朝鲜。

　　志愿军入朝后,在10月25日与敌军遭遇,在东、西两线同时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从这一天到次年的5月21日,志愿军主要以运动战的方式,在7个月的时间里,与美韩军队展开了5次战役。通过这5次战役,中朝军队不仅将大部美韩军队赶到了三八线以南,而且还把战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这5次战役中,志愿军主要贯彻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军引诱到我军预定作战地区,从而以优势兵力予以歼灭,再实施反击。这一战略方针首先归功于彭德怀的创造性建树,同时也浸透着邓华的心血。在司令部的作战室里,邓华常常与彭德怀共商战事,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和强化这一方针。

　　彭德怀对邓华是相当器重的,多次重要的作战会议与主要方向的作战,他都委派邓华代表他去主持或指挥。邓华的冷静和独到的战略眼光,可以从打第五次战役前的扩大会议上的进言中得以体现。这次会议于1951年4月6日在朝鲜金化上甘岭志愿军总部召开。

　　经过前4次战役,我军已取得重大胜利,曾一度攻占到汉城以南。但是,由于敌我装备上的过于悬殊,我军并没有成建制地消灭过敌军的有生力量。当时,我军截获到重要情报,美国正从国内向朝鲜增兵,并有从朝鲜东海岸元山一带重演“仁川登陆”以截断朝鲜半岛“蜂腰部”夹击我军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根据毛泽东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方针,着手准备第五次大反击战役。战役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几个师”,以消除可能到来的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

　　那时,已经有一大批新入朝的部队开到了前线,这些部队的装备比第一批入朝的部队有了很大改善,基本上都是苏式装备了。入朝将士们的战斗情绪普遍高涨,纷纷请战。这其中,第三兵团的副司令员王近山具有代表性,他在会上向彭德怀保证“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面对此情此景,彭德怀打算把第五次战役看成是“带决定性的一仗”。

　　但一直在会场上埋头做笔记的邓华却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尽管我方装备有所改善,但同对方的高度现代化相比,仍然差距悬殊,他还是主张把敌人放进来打。他说:“打的方式是两种,一是开始即大规模猛插,一是各兵团小的穿插,打多少算多少,然后再向敌纵深穿插,最好是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他还把小穿插打法加以强调:“开始口子不要张得太大,不要企图一起围上打,必须实行分割猛插一块块吃。”

　　邓华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第五次战役于4月22日打响,到4月29日为第一阶段,从5月16日到5月21日为第二阶段。两个阶段作战,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未能达到战前设想的目的,甚至没能实现成建制地歼灭美军一个团。“联合国军”于5月23日组织反扑,结果造成第六十军第一八零师大规模伤亡。彭德怀后来总结说,第五次战役是他一生中4次军事错误之一。

　　在第五次战役结束之后,志愿军司令部还曾制订第六次战役作战计划,但在邓华的建议下,这次战役后来取消了。这次战役的取消,尤能见证邓华“拿得起,放得下”的大将风度。

　　其中的原委是这样的。还在第五次战役进行的过程中,美国就意识到,对垒双方的力量已是势均力敌。虽然美方的装备、火力要强得多,且拥有绝对的制空、制海权,但它的后方补给线太长;而我方装备虽远不如美方,但兵力要多于美军,尤其在士气上更胜一筹。基于此,在第五次战役结束之后不久,美方即向我方传递进行停战谈判的要求。我方迅速和朝鲜组成谈判团,彭德怀委派邓华作为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于1951年7月10日在开城与美韩方开始进行谈判。

　　当时朝鲜半岛的形势是,美韩方主要占据三八线以南地区和东线三八线以北部分地区,而中朝方主要占据三八线以北地区和西线三八线以南部分地区。我方谈判的原则是以三八线为界;而对方却没有多少诚意,他们的根本企图是,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要通过在谈判桌上的交锋拿过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制订出第六次战役的计划,准备在8月份或9月份,出动志愿军13个军,外加炮兵、装甲兵,实现歼灭敌军2个师、将东线之敌打回到三八线以南地区的目的。

　　而尚在开城谈判的邓华考虑到,经过前5次战役的打击,敌方已经认识到“深沟高堡,固守以待”的重要性,已经构筑了大量的永久性防御工事。我军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阵地攻坚,恐于我不利。因此,他同时分别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提出“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而“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也就是在战场上始终保持对敌军的威压态势,从而迫使对方既不敢让谈判破裂,也不敢向我军实施全面的进攻。

　　彭德怀最后接受了邓华的建议,第六次战役只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准备,而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它避免了可能给我军带来的再一次大规模伤亡,又没能让敌方捞到任何便宜。

　　不仅如此,在朝鲜战场的谈判中,邓华还提出了对后来签订停战协议产生重大影响的建议。当时,在讨论军事分界线时,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凭借其海空军优势,认为分界线应在朝中部队阵地的大后方。根据这个意见,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可获得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就是所谓的“海空优势补偿论”。

　　为打破僵局,邓华想到了一个新方案。他以个人名义致电彭德怀并毛泽东,提出以现有停战线作为分界线的建议。他认为,现有停战线同三八线相比,虽然东线对方在三八线以北占的地方,比西线我方在三八线以南占的地方多一些,但我方占据的地方,有开城这样的重要城市;整个开城地区,加上瓮律半岛和延安半岛,人口比敌占地方多三分之一;且地处平原,是朝鲜的粮仓,还是著名的高丽参产区。相比之下,敌占三八线以北地区,则是人口稀少,山高地瘠,气候寒冷。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经由金日成同意,将这一建议作为朝中代表团的建议提交对方,很快得到了对方的同意。这一建议从战场实际出发,又合乎国际战争中停战的惯例,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普遍支持,对于打破谈判僵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志愿军代司令员任上

　　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希望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但又想通过战争在谈判桌上获取更大的利益,这就是1951年夏天后美国的心态。中朝方面当然不愿接受,这样双方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新纪录。

　　与谈判相伴随,双方都失去了发动大规模攻击战的动力,都忙于在己方修筑防御工事,打阵地战。这样,朝鲜战争进入了差不多两年之久的阵地防御战阶段。

　　在这一阶段,志愿军所采取的战术,毛泽东引用了一句形象的湖南土话来概括,叫“零敲牛皮糖”。就是不贪多,每次歼灭敌军一个排、一个连就行了,积少成多,慢慢地将作战规模由小打发展到中打,由中打发展到大打,最后发展到战役规模的大打。

　　配合这一战术,志愿军创造性地发明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工事体系,这种坑道,既能防又能打,还能在里面坚持长期生活。经过志愿军司令部的调查研究,坑道在一线部队中被迅速推广开来,形成了在三八线附近200多公里、纵深达10余公里的独特防御体系,被称为打不垮、炸不烂的“地下长城”。

　　为此,邓华专门写了《调整部署,加强纵深工事,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关于积极防御作战的若干战术问题》等著述,深入回答了如何组织阵地防御、如何巩固阵地以及如何依托阵地组织反击等问题,为各兵团、各军指战员提供了战术指南。

　　1952年上半年,彭德怀因病回国治疗,病愈后留在国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6月,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委,全面主持志愿军工作。就在这一年的秋季,志愿军迎来了一场“万炮齐轰”的大打——上甘岭战役。

　　上甘岭战役是围绕不到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的争夺,从10月14日开始,到11月25日结束,前后进行了43天,最终志愿军牢牢掌握了两个高地。这场战役,双方投入兵力、火力之密集猛烈,战斗之激烈紧张残酷,不仅在中国战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史上也是罕见的。作为志愿军代司令员的邓华,直接部署指挥了这场战役的全过程,带领数万将士,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上甘岭战役是美军向我军发动“金化攻势”的开始,而美军之所以要发动“金化攻势”,是美国民主党在任总统杜鲁门为了配合1952年11月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企图以此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进而换来选民对他连任的支持。上甘岭战役的失利,让杜鲁门黯然落选。

　　与此相对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向选民许诺,如果他当选,他“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艾森豪威尔的许诺给他带来了雪片般的选票,他取代杜鲁门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

　　艾森豪威尔如何来实现结束这场让美国人已经厌倦了的战争呢？这位“诺曼底登陆”英雄其实并没有新意,无非是把他的看家法宝移花接木到朝鲜战场上来,企图通过一次更大规模的登陆作战,来迅速击垮中朝军队。

　　这一次行动可不是虚张声势,1952年12月,还未履新的艾森豪威尔飞抵朝鲜,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商讨制订实施计划。与此同时,我方迅速做出反应,毛泽东、彭德怀命令代司令员邓华立即着手反登陆准备。根据敌军意在切断我方交通运输线以扼住我方咽喉的企图,毛泽东判断出敌军肯定会在朝鲜半岛西海岸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旋即,中央决定成立西海岸指挥部,命令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此时,在朝志愿军已达到空前的135万之众,包括19个野战军,8个地面炮兵师,5个高炮师,2个坦克师,10个铁道兵师和1个公安师。同时,空军也准备了14个师约500架飞机,海军调动了1个鱼雷艇大队。

　　通过深入研究地形和敌我双方实际情况,邓华提出了反登陆作战的首要原则是:要有强大的纵深和机动力量。他提出反登陆作战的指导方针是“积极防御,坚决歼灭”,即坚决阻击敌人登陆,不准敌人上来,力求歼敌于海边滩头;在纵深机动位置上的主力,坚决迅速歼灭敌人的空降部队,并支援第一线作战。

　　根据以上原则和方针,他调整了兵力部署,陆上正面战线14个军,西海岸7个军,东海岸4个军。西海岸防御形成梯次排列,与空军、炮兵、坦克紧密结合。各部队到位后,即进行工事构筑。经过4个月的紧张施工,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纵深10余公里的防御阵地。为了保证西海岸交通线的畅通,后勤部队修建了两条铁路线,使三大铁路干线在纵深地区连为一体;还新修了纵横相连的4条公路线。到1953年2月底,物资囤运任务已超额完成,光粮食一项,可供全军食用8个月。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正式上任美国总统。当月,他没有发动进攻;次月,他没有进攻;再过一个月,他还是没有进攻;到最后,他彻底放弃了当初的计划。就这样,在邓华指挥下的反登陆作战,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利,这在我军战史上是少见的。

　　4月26日,在美国方面的要求下,双方再次坐到了谈判桌前。此时,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敌人的任何进攻,不管它是从正面,还是从东、西海岸来,我们都可以对付。而我们在正面的反击,可以放手作战,无需再有后顾之忧”,这是邓华从西海岸指挥部回到志愿军总部时说的一句有名的话。这段时间,他连续写了《关于举行夏季反击战役的几点意见》和《关于夏季反击战役准备工作的补充指示》两篇著述,回答在谈判结束的最后阶段为什么要进行战役反击等问题。

　　6月20日,彭德怀从北京抵达平壤,准备去开城参加停战签字。在同邓华等人通电话后,于当日22时,起草电报向毛泽东请示:“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15000人”,并称“此意已告邓华妥为部署”。毛泽东于21日回复:“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邓华在著述中的战术安排,被贯彻到了我军对敌发动的最后一战当中,这就是金城反击战役。那时,在金城地区,经过加强后的我军兵力与敌军兵力之比为3 : 1,火力之比为1.7 : 1,我军优于对方。7月,金城反击战打响,这一战役连同其他战线各军作战,共歼敌达7.8万余人,战线向南推进了178平方公里。

　　7月27日,交战双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金城反击战一直打到签字停战的最后一刻。在此之后,邓华继续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1954年3月,邓华奉命回国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时,仍然保留志愿军代司令员之职。9月,彭德怀请辞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职务,中央军委遂任命邓华为司令员,直到一个月之后,才转由杨得志任司令员。

　　邓华在朝鲜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不仅得到彭德怀的充分信任,也受到我党、我军的高度赞扬。他的名字、他在朝鲜战场上的叱咤风云,永远闪烁在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