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错误军事思想指导下，李德指挥的长征其实是“大搬家”式的大转移。红军五个野战军团前后左右拚死保护缓慢前行的中央纵队，全军行动迟缓，丧失了战场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境地。
红军背着沉重“负担”，仍然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判明我战略意图后，调集周浑元、薛岳等部对我围追堵截，在湘江地区集结重兵(共30余万人)，组成第四道封锁线等待我军。他们妄想利用湘江天险，一举消灭红军。
关键时期，李德再次拒绝毛泽东意见，执意要钻进敌人布置的湘江“口袋”，与敌人硬拼，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在敌人重兵围攻下，掩护中央红军过江这一重任落到红五军团34师身上。军团首长刘伯承知道断后任务凶险，亲自当面指示34师师长陈树湘：“万一部队被截断，你率余部返回湖南打游击。”
全军总后卫红34师和三军团一个团(第18团)在湘江东岸与十多倍敌人激战四天五夜，坚决挡住三面围攻之敌，完成了掩护中央红军过江任务。
此役下来，红34师6000余人基本打光，剩余200多人被敌阻于湘江东岸。该师余部在师长陈树湘带领下勇猛拼杀，冲出重围，沿湘江东岸北进。
12月14日，34师100多人再次被一营敌人伏击。陈树湘腹部中弹，肠子流出。陈师长不顾重伤，手执机枪命令其他人迅速撤退，自己率两名警卫员掩护。陈在打光全部子弹后昏迷被俘，敌人将重伤昏迷的陈树湘放上担架，准备抬着红军师长回去庆功。担架上的陈师长苏醒后，从伤口处抠出肠子扯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湘江战役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重大挫折，损失惨重，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8万6千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战役后，中革军委压缩部队编制，撤销八、九军团、少共国际师等部队番号。
一个月后，红军占领遵义，中央召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此，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直至夺取全国政权。
二、西路军——高台、倪家营之战
1936年11月，红四方面军5、9、30军(2.18万人)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西路军西进目地是打通国际通道，背靠苏联接受援助，创建新根据地(据徐向前、李先念、陈云回忆，西路军是奉党中央命令，并非执行张国涛路线)。
西路军渡河后，与马家军战斗打得顺手，取得一些胜利。十二月下旬，红五军攻占高台，俘敌1400余人。西路军总部、红9军、红30军分别进驻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
在三百余里狭长地带上，我军兵力分散的弱点暴露出来，在与数倍马步芳军苦战中，又未找到有效办法对付敌人骑兵，逐步陷入被动。马步芳利用我军分散，补给困难，连续对我发起猛烈进攻，西路军虽然给敌很大杀伤，但自己也减至到1.5万人。
1937年1月中旬，敌首先集中兵力围攻高台，红5军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牺牲，部队全部打散，突出来的几百人被俘后被活埋。
腾出手来的敌人回过头，以数万兵力将西路军总部、红9军、红30军驻防的倪家营子团团围住。我军从一月下旬苦战至二月中旬，虽毙伤敌万余人，但自己也有重大伤亡，兵力已不足万人。
危机时刻，西路军总部做出回师东返的正确决定，指挥全军撤出战场，准备东渡黄河与我中央红军会合。撤退途中，部队在甘州一带打了几个胜仗，陈昌浩认为敌我态势已发生逆转，产生轻敌思想，他未继续执行中央建议，命令全军重返倪家营，使西路军陷入绝境。至三月中旬，在遭敌不断围攻下，我军连伤病员在内已不足三千人，被迫退入祁连山。
获悉西路军危机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找关系寻求谈判，不惜用重金收买马步芳，提出用十万至二十万银元，加上大量黄金金条，以求马停战。周恩来明确告诉中间人（当时在西安的甘肃省长马麟）：“他们要什么给什么，西路军可以放下武器，只要他们让开道路。”中央同时指示国共谈判代表叶剑英出面，要求顾祝同命令马步芳停止追杀西路军，让出通道放人。军委还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司令的“援西军”，准备组织救援西路军、收容归来失散人员。
西路军失败后，主要领导陈昌浩、徐向前化妆离开部队返回延安，其余两千多人组成三个支队，分不同方向突围。右支队在突围中被打散，红9军军长孙玉清冲出来已是孤身一人。二十多天后，他被40多个敌人包围被俘。敌人从他身上搜出驳壳枪一支，子弹七十五发；抢走怀表、指南针、匕首、钢笔、日记本等物。敌人认为孙起码是个团长，当敌副官押孙玉清进屋时，被俘红军纷纷站起立正敬礼，敌人立即断定他是大官。为使首长得到良好待遇，一被俘红军干部说这是我们红9军孙军长。马步芳随后对孙进行引诱拉拢，企图为已所用。马在使尽各种招数无效后，即向蒋介石报告。一个月后，孙军长被敌秘密杀害、壮烈牺牲，时年28岁。
左支队由30军政委李先念（后任国家主席）率领，一路顶风冒雪顽强前进。因其前进方向不明，支队内部发生分歧，出走部分人员。李先念征求留下人员意见，干部战士一致回答：“坚信李政委、跟定李政委，你指向那里，我们就打向那里。”
绝望之时，左支队修好了电台，沟通了与中央联络，报告当前处境。中央迅速回电，告之与新疆盛世才己建立统一战线，要求他们向西，只要到达星星峡就是胜利，中央将派人到甘新边界接应。这封电报犹如黑暗中的明灯，为这支已没有战斗力的队伍指明方向，多数人还流下激动的泪水。
左支队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西、向西。四月，饥寒交迫的左支队经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星星峡。部队短暂休息补充后，由中央代表陈云将其接到乌鲁木齐休整（这是西路军唯一一支靠自己力量打出来的有建制的队伍）。
根据中央安排，左支队保留下来的约500人在新疆组成“新兵营”。在苏联支持下，他们系统学习飞机、坦克、火炮等武器装备技术，成为我军最早系统掌握现代技术兵器的人员，也是我军后来各技术兵种骨干（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就是他们）。抗战爆发后，“新兵营”全体人员分批返回延安。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造成许多红军人员流落民间。中央当时对西路军失散人员政策是：一年回来收留，两年回来审查，三年回来不留。
1987年10月，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陈明义(原西藏军区司令员)在参加完西路军烈士纪念碑落成仪式后，专门沿途看望西路军失散红军。
陈副司令在红四方面军总部任过参谋，与孙军长很熟，也认识许多西路军人员。因落实政策问题，陈明义副司令专门为女红军陈xx做证。他语重心长地对当地民政部门说：“同志们啊，应该承认他们是事实婚姻，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有什么结婚证？我证明，陈xx的儿子就是孙玉清军长的儿子﹗什么根据？就是因为她儿子长得太像孙军长﹗”（红四方面军总部文工团员陈xx被俘后，为已牺牲的孙玉清军长生下一男孩。)
西路军失败原因至今仍有一些争议。
三、新四军——皖南事变 (略)
四、金门——血海之战
1949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已认定蒋介石政权是扶不起来的“烂泥”（美提供的几百亿美元和大批军火被国民党高官大肆贪污、倒卖，援华资金打了“水漂”），决定停止经济、军事援助，任其垮掉。失去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完了。
在全国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一泻千里，我军打仗像似“赶鸭子”，全国解放胜利在望。在一片大好形势下，部队滋生出轻敌麻痹思想，其工作重心也由作战转移到接管城市方面，金门战斗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进行的。
当时，我28军根本没把小小金门岛放在眼里，他们没有执行三野首长“……船不够不打，准备不充分不打”的要求，急急忙忙开战。
我情报工作也未到位。这时敌18军、19军、青年军201师已上岛，原准备换防的驻军未立刻撤走，金门岛上蒋军己有三个军的番号。我用三个团去进攻敌人三个军，且没有师级指挥员，更没有后援，其结果可想而知。
1949年10月24日深夜，我28军两个团、29军一个团共计9086人(包括船工民工305人)开始实施登岛作战。部队快靠岸时，蒋军一排长出来查哨，不慎碰响地雷，敌人被惊动。在探照灯、照明弹照射下，敌炮兵及各重型武器疯狂射击，我军还未靠岸，已有千余人伤亡。
船队一靠岸，我军不怕牺牲，一路勇猛冲锋，接连冲破敌人两道防线，俘虏几百敌军，占领古宁头阵地。但是，由于没有充分准备，不熟悉海况的我军未能及时组织船支返航，去接应后继部队。待海水退潮后，全部木船搁浅在海滩上成为靶子。天一亮，蒋军组织地炮、舰炮、航空火力，将搁浅船支全部摧毁，我准备接后继部队计划落空，登岛部队处于孤立无援境地。
在大批敌军进攻下，各自为战的我三个团危在旦夕。28军临时“打急抓”找到一些小木船，装了十多个排的兵力，不顾风浪，强行启航登岛。这个登岛的营(不是建制营)由于海上无伤亡，上岸后打得很猛，不到一小时，他们就夺回一些阵地，占领几个山头，俘敌1000多人，顺利冲进古宁头阵地，与先期登陆部队253团汇合。
在敌人不断增兵（此时敌人总兵力已达四万多人）、我军不断减员的情况下，两支小部队汇合已无济于事。而厦门我军一时找不到足够船支，眼睁睁看着对岸三个团失败。
金门战斗从10月25凌晨1点打响至28日下午3点基本结束，我三个团在没有后援情况下，坚持了三天半。三天后，金门枪声渐渐平息。我军损失9000余人，其中被俘3000余人，蒋军报损也是9000余人。战后，蒋经国、陈诚上岛巡视。查看完战场后，陈诚说∶“国军死伤肯定不止9000人。”最后，蒋军统计结果是伤亡16000多人。
金门战斗一结束，28军参谋长跌跌撞撞赶到10兵团司令部，脸色煞白向兵团司令员叶飞报告。叶司令内心是波涛汹涌，但表面是极其冷静，他没有大发脾气，只是要求做好后续工作，准备再战，28军参谋长哭着返回。
我军战史中几次重大受挫，没有一次是全军覆灭，既是再大的损失，多少都会冲出部分人员回来归建。而这次金门战斗却是全军覆灭，教训深刻啊……
在我军节节胜利、即将解放全中国时，却传来金门作战失利消息，全军震动，算是敲了警钟。四野在解放海南岛时，吸取金门教训，他们筹集的大船竟达2100多艘，可一次运送两个军十万人还有余。我40、43军完全可以不依赖后续部队，坚持长期作战，加之海南岛有我琼崖纵队内应，从而保证了我军登岛作战一举成功，“一口气”顺利拿下海南岛。
金门之败这口气岂能咽下，直至五十年代未，几个大将、上将还在毛主席耳边叨叨，“打金门、打金门，保证打好，保证成功。”说实话，以我军实力，不要说一个金门，就是十个金门也能打下来，只还过毛主席是从全局考虑，他老人家看得更远。根据当时国际形势，防备美国分裂中国，毛不但不打金门，反而提出为金门守军提供物资，帮助蒋军固守金门，防止他们撤回台湾。国共两党配合默契，暗中联手，粉碎了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的阴谋。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大裁军，28军缩编为28旅。）
五、180师——鹰峰恶战
朝鲜战争是我军打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
开战前，我们对美军作战思想、战术原则了解甚少。不少人还认为美军是少爷兵，军纪极差，不是强奸犯就是鸡奸犯，打仗怕死，只会投降。我一个兵团司令出国前曾拍胸膛说包干消灭一个美军师，可纵观整个朝鲜战争，我全歼美军最大建制就是一个团(二次战役中，我27军在云山全歼美7师31团，重创美骑1师第8团)。
实际上美军也是极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有着强大国力和丰富现代战争经验，其作战极其强悍。美军单兵武器又小又轻、火力又猛，他们的重炮群可以不间断打上一天，完全不用担心炮弹供应问题。战场上的美士兵不存在吃饭问题，他们进餐时，甚至还能喝上啤酒，由此可见美军后勤能力之强大。
美军指挥官更是精得屁眼都没有。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后，找出了志愿军进攻规律。他发现我军每次大规模进攻只能保持6—7天。哪怕打得再顺手，7天后志愿军也会自动停止进攻，为什么？李得出的结论是志愿军后勤跟不上。
确实，我军后勤是“原始”的，战士肩上能背多少东西，决定我军能打多远距离(我称“肩上后勤”，敌称“礼拜攻势”)。摸准志愿军“命脉”后，敌人做了充分准备。
五次战役开始后，我军大规模进攻势头(七天)一过，粮弹打尽时，早已准备好的美军机械化坦克部队，利用公路向我后方猛插(其配属的大量现代化重型工兵能在几小时内修好被我破坏的公路、大桥)，敌人企图将我在崇山峻岭里向后撤的部队截断消灭。
由于惯性思维，我方根本未料到被打败的敌人竟然还会有力量立即发起大规模全面进攻，我军准备不足，被打得措手不及，极其被动。
危险来临之时，才是真正考验一个指挥员沉着冷静、随机应变能力的时候。15军军长秦基伟(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接敌情通报后，他是分秒必争。秦军长亲自赶到炊事班，因为他知道炊事班及后勤是最“坛坛罐罐”的单位，动作慢了会被敌人追上。当全体勤杂人员集合好后，他命令所有人向后转——跑步走，没有命令不得停下。结果炊事班等勤杂人员什么也没带，空着手直接跑出来了。
1951年5月25日是关键一天，我60军180师执行兵团命令，固守阻击，掩护伤员撤退。师长郑其贵(原西路军战士)执行命令坚决，从不打折扣。但是，战场上瞬息万变，如果指挥员随机应变能力差，机械执行命令，后果严重。此时180师两翼空虚，敌人已赶在他们后面。师指挥员决心不坚决，没有及时组织向北转移，浪费一天时间，180师被敌人包围。
其实敌人当时并不知道180师被围，虽然敌人很快发现有一大股志愿军被隔断，但不知道是一个师。如果180师利用黑夜，乘敌立足未稳，组织部队坚决打出去，虽会有重大伤亡，但冲出来的部队起码还有建制存在。
事实上，25日晚敌人并未完全合围，马坪里有空隙。180师军务科长、直政处主任带师机关和直属分队、还有押送大行李的539团三营(没有接到固守命令，成为唯一脱险的完整建制营)就是从这个空隙出来的。他们的脱险可以说明，这条原定撤退路线是畅通的。
从全局看，180师如能从这个缝隙出来也是有利的，他们不但能带出伤员，还能与179师并肩防御。郑师长没有抓住这最后机会，以上级没有撤退命令为由，又耽误了一个夜晚，180师失去最后一次脱险机会。
5月26日中午，敌人已封死缝隙，180师被彻底合围。陷入重围的师级干部发生激烈争论，有干部甚至说出“如老军长张祖谅在，他不会这样使用180师”这样的话。在大家坚持下，郑其贵师长终于同意突围。
180师向军部发出突围电报后，军长韦杰（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回电：鹰峰是我军阵地，向鹰峰突击，到达就是胜利。180师立即组织突围，他们集中全师反坦克手雷，冲锋枪、手榴弹，全部调给538团二个营，命令他们打开通道。538团不愧是主力团，二个营上去与敌坦克硬拼（不少战士跳上敌坦克向内投弹），击毁坦克十多辆，冲开敌坦克防线。五连、七连就没想着回头，为掩护大部队，他们抬着重机枪一直打到敌人窝里，全部壮烈牺牲。538团这两个营以伤亡三分之二的代价，用血肉之躯为全师打开一个口子。
5月27日拂晓，180师冲出包围圈到达鹰峰山下，此时全师已不到2000人。五天未吃饭、疲惫之极的我军战士倒地就睡。险恶的是鹰峰已被敌人占领，180师再次被合围。到了最后时刻，郑师长拿着地图组织冲锋，一战士对师长说：“给我吃顿饱饭，你指那我打那。”
也许是太疲劳，部队甚至失去方向感，组织几次突围均失败，耗尽了最后的弹药和体力。分散突围开始了，这时突然飞过来一发迫击炮弹打中电台，电台员小刘当场牺牲，师长立即命令烧毁密码，此时建制已不存在，无法指挥，部队各自为战，被彻底打散……
29日，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带50多人回到我181师阵地上，成为180师第一批突出来的人员。师长郑其贵及几名师职干部在警卫人员的拼死掩护下突出重围，带领60余人（其中有师直、538、539、540团团级干部）回到我军阵地，成为第六批回来人员。180师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冲出来近4000人。
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未突出来，他坚持敌后作战，准备迎接我军第六次战役。吴后被俘，成为志愿军被俘人员职务最高者（志愿军被俘人员总计21000余人，其中180师人员占了很大部分，造成我停战谈判被动）。
此战，180师损失7644人(包括伤、亡、被俘等等)。
当60军韦杰军长得知180师惨败后，眼前一黑，一个趔趄栽倒在地。180师惨败上报“志司”后，彭总大发雷霆：“郑其贵这种人不配当师长，我要报告主席，撤销180师番号。”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次战役中，180师并非被遮断的唯一部队。当时打得最远的是12军31师(52年10月原18军52师师长吳忠调该师任师长)91团，他们己打入敌后90多公里接近三七线的地方。该团尚不知我军已全线北撤，还一个劲向南打。当师部参谋追上该团时(送信3人有2人牺牲)，他们方知后路已断。
91团有红军“血统”，在处境险恶，大难临头之时，团指挥员并未慌乱，他们冷静分折形势，选择向东南突围(而不是直接向北)，他们换上南朝鲜军装开始行动。91团发扬红军精神，指战员坚韧不拔，吃野菜树根，全团始终保持一个“拳头”。走投无路时，他们甚至冒险与南朝鲜军队共同行军，更神奇的是一天路程下来，竟未被对方察觉，冒险成功。91团绕一大圈子后，最终通过人民军防区，回到我军阵地。
当时志愿军总部作战处副处长扬迪还幻想要是有架直升机给他们送点给养多好，总不能就这样将一个红军主力团丢了。
与91团一同陷入敌后的还有27军的部队。孤悬敌后的27军“东撞一下，西撞一下”，穿过无数包围圈缝隙，居然还打着胜仗、押着几百名俘虏、完好无损的整建制顺利撒回，真是奇迹。 (12军、27军至今仍然“健在”)
当年初夏，北京“毛办”电召3兵团副司令王近山回国汇报。在最高统帅办公室，心惊肉跳的王近山避开毛泽东灼人的目光，结结巴巴汇报180师失败经过（因过分紧张，最终是由作战参谋武英代王完成汇报）。毛掐灭烟头对王说：“你这个参谋比你说得有条理，你通知12军、15军军长分期回京，我要与他们谈话。”
毛泽东通过调查，加上彭总、陈毅、徐向前等人为王说好话，他第二次召见王是在自己家里，口气也缓和了许多。毛说：“有人给我写信，说你是右倾，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你主要是轻敌，180师失败你不负主要责任。”主席抽口烟话锋一转：“但是，这个师长必须撤职，今后不能带兵打仗。”
今人欣慰的是180师(老军长张祖谅由国内调入60军任军长)在后来的战役中、特别是在金城反击战中打得很好，受到志司和兵团通报表彰，算是报了一剑之仇。
参考书目： 《解放军战史简编》《西行漫记》《彭德怀自述》《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金门战俘沉浮记》《一八O师朝鲜受挫记——错觉》《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朝鲜停战高层决斗录——直弧》《志愿军战史简编》《纵横》《一八0师在朝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