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开炮
——致敬与我共同参战的战友们
薛晓康
小时候，看过一些战斗故事片，对我印象最深刻，对我影响最大，而且是我百看不厌的，就是战斗故事片《英雄儿女》。影片里的那个志愿军战士王成，在阵地上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面对蜂拥而上的美军，他紧握老式电子管两瓦电台的报话筒，向指挥所的首长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那喊声震撼激励了我几十年，至今一旦想起，仍会让我感到热血沸腾。我曾暗下决心，如果将来有上战场的机会，一定要像王成那样英勇。
1978年底的一天，我们陆军第50军148师444团的政委司先知和通信股长鞠中连找我谈话，说根据目前形势，我们部队可能随时接到赴中越边境参战的任务，我团将由乙种团扩编为甲种团，团直属警通连一分为二，分别改编为特务连和通信连，由我担任通信连副连长兼电台台长，并问我对加强电台工作的意见。我认真想了想，建议再提拔一个电台台长和两个干部报务员，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在战场上的情况难以预料，应该做好最困难的应对准备，比如我牺牲了，还有电台台长顶上，如果电台台长牺牲了，还有干部报务员顶上。
其实，我提的这个建议除了考虑战时以防万一的需要，还有另外的私心考虑。因为我们电台的有几个兵，是我从师无线电连带到444团来的。那是1977年，444团还属于乙种团，一直是我们军唯一没有编制配备15瓦以上功率电台的团，只有十多部2瓦电台。军党委为备战需要，决定从师无线电连抽调报务人员，向444团配备15瓦电台。命令下达后，师作训科和通信科的领导通知我去谈话，说副师长杨文启点名要我带队去444团，并且指示，凡是随我去的战士报务员，由我自己在师无线电连里任意挑选，去报到的时间不得有误。我表示坚决服从，立即执行。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想借我团扩编的这个机会，能尽量多提拔几个我带的兵，以创造能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条件，也让他们感觉没有白白跟了我一场。司政委和鞠股长听了我的建议后，没有半点犹豫，当即表示同意，提拔干部报务员杨仕明为15瓦电台台长，提拔战士报务员许顺国为干部报务员，提拔战士报务员郑涛为无线排长。但向我说明一点，由于电台编制和干部名额的限制，不能再多任命一个干部报务员，这使我多少感到有点遗憾。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感谢首长们对我的信任和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随后，我们部队展开冬季长途野营拉练，边走边演习。1979年1月6日，我们正在拉练途中，突然接到停止拉练，立即乘车返回营房的命令。不用说，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准备参战的明显信号。回到营房后，我师迅速补充兵源，扩充建制。一方面接收济南军区即将退伍的一些老兵，一方面接收西藏军区刚招的大批新兵。我台分来3个兵，一个是1975年入伍的兵，山东定陶人，叫田桂林；一个是1976年入伍的兵，山东崂山人，叫顾秀文；一个是1979年1月正准备进西藏的新兵，四川合川人，叫沈伟中。我很满意，因为这3个兵虽然不会报务，但他们的体格健壮高大，背电台器材和手摇电台马达肯定相当给力。为此，我不禁十分佩服团部分配兵的干部，分来的兵正是我台所需要的。
我连开了战前动员会，连长梅良彬和指导员陈德川分别讲话。随后，我们连部的几个干部开了会，做了到战场上的具体分工：
1、梅良彬连长负责1排（有线通讯排），由通信员贾守荣和司号员张同扬跟随。
2、陈德川指导员负责骑兵通信班（马房班），由王广忠文书跟随。
3、薛晓康副连长兼电台台长负责15瓦电台和2排（无线电通信排），由卫生员李伟全跟随。
4、张启祥副指导员负责炊事班，由司务长罗廷泽和给养员颜爱国跟随。
我们几个连干部立即各司其责，模拟作战，分别带领各自分工负责的单位，到营区外面展开了几次演练，及时总结经验，改进不足之处。一切备战工作进行的很顺利，许多兵都写了参战决心书，有的兵还写了遗书（我也写了）。但这时连队里却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人向梅连长报告，骑兵通信班有个兵偷了马料，拿去跟营房外面的老乡换东西。梅连长是一个很有带兵能力的干部，但性情过于急躁，他听了报告后，当即去把那个兵训斥了一顿。那个兵不服，认为这是有人故意冤枉诬陷他，表示气愤梅连长听信谎言，不作调查就乱训人，跟梅连长大闹一场。梅连长跟我同年入伍，虽然比我大几岁，但毕竟还不满30岁，年轻气盛，怒气冲天地大骂。
为避免矛盾升级，我赶紧劝解梅连长，跟他单独讲：“现在大家都是在准备有生以来第一次上战场，心燥气烦火气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你不能这样，你是一连之长，不应该去跟战士较劲，要冷静。战士一时冲动说的那些气话，你都不能当真，更不能跟小孩似的也跟着战士说气话。就算他真的偷了点马料去跟老乡换东西，那又怎样呢？这仗还没有开打，你就想给他个处分？或者，你还想要枪毙了他不成？本来屁大点事，如果闹出去，会造成什么影响？那我们连不是乱套了嘛。”
梅连长沉思片刻，点点头说：“嗯，你说的也还是有点道理。好吧，以后我们就不要提这件事了，大会小会上都不要提。”
在紧张备战的那些日子里，整个营区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怪现象，那就是每天四处都能听见猪的嚎叫声。想想看，全师一万多人集中驻在这个号称“全国最大军营”里，各连队和机关单位都在杀猪，猪们垂死挣扎的绝唱自然相当刺耳，这使几位师首长极为不满，要求所属各部领导引起重视：“现在仗还没有开打，部队就把平时辛辛苦苦养的猪全都杀了，好像是我们部队一上战场就回不来了似的，这是残兵败将的想法，是败家子的做法！已经杀了猪的就不追究了，但要及时制止这个行为！”
这天一大早，团政委司先知突然敲响我的宿舍门，这是他第一次进我的宿舍，我赶紧起立敬礼，以为他是来问电台的备战情况，不料他问的是关于猪的问题。
司政委绷着脸问：“听说你们连里的一只母猪昨天生了一窝小猪，你知道是多少只吗？”
我回答：“知道。这只母猪很能干，一下生了12只小猪。”
司政委又问：“那你知道昨晚上死了多少只小猪吗？”
我一下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这时，我连负责养猪的那个炊事兵一步跨进门来，站在司政委的身后，悄悄向我举起两根手指头。我立刻明白了，回答道：“死了两只。可能是昨晚上天气太冷，被冻死的。”
司政委点了点头：“这还差不多。你是副连长，连队后勤方面的事，你要抓好。”
我说：“我们连里有分工，副指导员负责后勤工作。”
司政委说：“那是战场上的分工，平时就是副连长的事。”
我说：“是！”
司政委又问：“你们连这几天杀猪没有？”
我说：“还没有，正准备杀。”
司政委说：“这样吧，部队出发前你们可以杀一只，改善一下伙食，但不能把猪全杀光了，师首长为这事已经发火了。”
我说：“是！政委，你能不能悄悄给我透露一下，我们部队到底哪天出发？”
司政委说：“我哪知道，就连师首长都不知道。你父亲是军区机关的首长，也许他知道。这样，乘现在这个空挡时间，放你两天假，你回家去看看。”
我很感谢司政委的关心，但更感谢那个养猪的炊事兵。司政委走后，我连着向炊事兵竖了三下大拇指，以示对他大大的表扬。他向我道歉说，司政委一大早就去我们连的猪圈转了转，看见了两只没来得及埋的死小猪，这不是他故意向司政委汇报的。我说不怪他，这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到了战场上，再小的事都要及时向我汇报。
第二天，我得到司政委的批准，回了一趟家。我们营区距离成都市区只有几十公里路程，我考虑电台的战士报务员冯毅刚过了满18岁的生日，他的家也在成都市区（他父亲时任成都市劳动局劳资科长），于是让他也回家一趟，但严格规定，最多只能在家里留宿一夜，然后立即按时归队。
我回到家里已是傍晚，我母亲很激动，拉着我问长问短。我父亲刚开完会回来，进门看见我便愣了一下，说：“你咋跑回来了？”
我母亲摆了摆手说：“你别打岔，坐这儿听咱儿子讲。”
我向我父亲打探我们部队的确切出发时间。我父亲只说“快了”便坐在一旁猛抽烟，一声不吭地听我讲现在我们部队的备战情况。不知怎么，我就讲到梅连长与一个战士发生矛盾的事情。我父亲立即打断我的话，严肃地说：“怎么能这样？说好听点，这叫简单粗暴的思想工作方法；说难听点，这叫丑陋恶劣的军阀作风。你要记着，尤其是在战场上，不管是军长、师长、团长还是普通战士，那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是亲兄弟。你在战备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跑回家来，这对你们连队的战士们会有什么影响，你想过没有？这叫战前动摇军心。你看，你姐夫和你妹妹就做得好，没有往家里跑……”
顿时，一股火气冲昏了我的头，当即腾起身来，狂躁地喊道：“我马上就走！永远不回这个家了！”
我父亲也站起身来，气得浑身发抖，被我母亲一把拦腰抱住，只听我父亲发抖的声音：“你这孩子，这孩子……都是被你妈给惯成这样的。”
我跟我父亲怒目相视了几秒钟，抓起我放在桌上的军帽，转身跑回我的房间收拾东西。我母亲紧跟着跑进来，一把夺过我的军用挎包，焦急地说：“不许走！妈还有好多话要跟你交待，我先去看看你爸，听妈的话！”说完便拎着我的军用挎包往门外走，但她仍不放心，又回身抓起我的军帽往外走了。
我不知道他俩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而我则没有脱衣服，合衣躺在床上气气地想：“眼看我就要上战场了，生死难料，说不定这次是跟我父母亲见的最后一面，结果还遭我父亲给训了一顿，简直没意思透了。”我越想越气，决定等他俩睡着以后再悄悄走人，但此刻只能静等时机去拿回我的军用挎包和军帽。
这时，我母亲进屋来了，她坐在我的床沿边上叹气：“你呀，这么冲动。你爸气得都流眼泪了，你还生啥气？你要理解他，他毕竟已经当了十多年的正军职政工干部，思想正统，也可以说他是‘左’得很，叫他‘左政委’都不为过。他不是不爱你，教育你几句，那是爱护你。你是红军的后代，咱们这个家是革命家庭……”
我打断我母亲的话，说：“我知道，他是怕我在战场上给我们家丢脸，我可能吗？我早准备好了，到了战场上，只要逮到机会，我会像王成那样喊‘向我开炮’，跟敌人同归于尽……”
我母亲一把捂住我的嘴：“不许瞎说！上战场前要高高兴兴的，我和你爸曾经参加过那么多大小战斗，每次都抱着必胜的信心。记得淮海战役，部队准备攻打太原城，我们不仅高呼了战斗口号，还高唱了革命歌曲，那高涨的情绪很鼓舞士气。”
我说：“鼓舞士气当然需要，但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想知道我们部队出发的具体时间，我今天回来主要就是为这个，结果我爸他不仅跟我在这儿保密，还教训了我一顿。”
我母亲说：“不是对你保密，其实你爸可能也不知道你们部队出发的确切时间，不然我也会知道。你爸最近成天去军区开会，回来就猫在屋里看大内参（那时正军职以上干部经常要看的内部资料），察看军事地图，写战备动员报告什么的，还不让秘书写，他自己动手写。你呀，不知道体谅你爸，他只教育了你几句，你就认为他不爱你，他不担心你？才不是呢。你看，咱家这回一下有3个要上战场，除了你，还有你姐夫和你妹妹，他能不担心？他只是嘴上不说就是了。对了，你爸明天要去给军区后勤机关人员作战前动员报告，他的河南口音重，可能有的人听不懂，如果你把他闹得心情不好，可能别人更听不懂他讲的是啥。这样，明天你跟你爸一起吃个早饭，算是跟他变相的道个歉，意思意思，让他的心情好一点。妈知道你犟，不会跟他说道歉的话，你爸也不会跟你计较的。就这样说定了啊，听妈的话。”
我把一张存折交给她：“妈，我按我爸的严格要求，向工农子弟学习，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几年存了一些钱，存在我们师营区大门外面的那个储蓄所里，如果我这回牺牲了……”
我母亲立刻给我一拳：“闭嘴！不是给你说过了嘛，上战场前不许说这种话！”
我陪着笑脸说：“好好，不说不说，就说打败敌人，得胜而归，这总行了吧？”
我母亲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臭小子。好了，你睡吧，我去看看你爸。哦，你别半夜偷跑走了，那我可不依你啊。”
待我母亲出去后，我悄悄溜进我父亲的书房，尽量不弄出声响，拿了我的军帽和军用挎包，然后打开台灯坐下来，翻看桌上放的那些大内参和红头文件。大内参里的内容吸引了我，几乎都是关于目前中越边境和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以及1979年1月28日（农历已末年春节正月初一），邓小平去美国会晤美国总统卡特的一些简况。卡特总统邀请中国同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安宁”，并且于1月31日上午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当晚，又会见了暂时在美国避难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当场毫不含糊地坪击大霸和小霸，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而且特别强调说：“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由于越南于去年（1978年）11月3日与苏联签订了两国友好合作条约，得到苏联对支持越南的各种承诺，越南便自以为有依仗的大国武装实力的靠山，公然于1979年1月7日派军队攻占了邻邦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并且疯狂驱赶迫害华侨，在中越边境上残杀我国边民，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他们高调号称越南已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一个兵能对付三十个中国兵”，在越南《人民军队报》发表社论大肆宣扬：“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汲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我看着这些材料，心想，看来这场自卫还击战是无可避免了。我又翻看那些红头文件，没有看到有关我们部队的确切出发时间，却抬眼看到书架上有一条没有拆封的中华牌过滤嘴香烟。太好了，我迅速把这条烟装进挎包，回到我的房间。
一大清早，我决定立即走，不想跟我父亲一起吃早饭。因为我母亲昨晚已经说了，我把我父亲都气得流泪了，而我从没见过我父亲流泪，如果等会儿跟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场面一定很尴尬。再就是我偷拿的这条香烟，万一被我父亲发现，那我就太狼狈了。
为防止发出声响，我没有洗漱，蹑手蹑脚地下楼，正准备通过客厅走出家门，却大吃一惊——我母亲整齐穿戴着她的深蓝色公安制服，端端地坐在客厅里，她不愧是曾经干过几年谍报工作的，早就预判到我会一大早溜走。但她只是撇嘴笑了笑，说：“妈就知道你会这样，总算没有白白在这儿守候了你一大晚上。行，你走吧，别忘了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好让妈放心。还有，你妹妹也在准备上前线。他们149师在乐山，离你太远，就不要管她了。但你跟你姐夫住在同一个军营里，你应该去看看他，关心他也就是关心你姐……”
突然，楼上传来我父亲的喊声：“秀珍，我的烟怎么不见了。你给我放哪儿了？”
我母亲看了看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于是朝楼上喊道：“谁知道你放哪儿了，你等着，我马上去给你找！”说完便推着把我送出家门，压低嗓子说：“你走你的，妈来对付他。你快走啊。”
我在我母亲的掩护下，迅速撤离家门，飞奔而去。
回到连队后，看见冯毅也按时归队了，我很满意。冯毅说他早上临出家门要返回连队时，他母亲突然对他说了一句话：“你上战场可别当俘虏呀。”他说：“我不会，留下最后一颗手榴弹，同归于尽。”当时站在他身边的姑妈一下嚎啕大哭。他父亲没说话，从手腕上取下一只上海牌手表，默默地递给他。就这么，一位父亲想对儿子说的话和满满的父子深情，全都聚在这只手表上了。
我突然想起我母亲的话，她要我去关心一下我姐夫，我姐当时在成都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工作，她儿子才一岁零三个月，不知她现在是什么心情。一个不大好的念头涌上我心头，“万一我姐夫这次在战场上牺牲了，那我姐和她儿子不就成孤儿寡母了嘛。不行，我必须立刻去跟我姐夫见个面，好好给他交待几句话。”
我姐夫朱龙兴时任我师的直属工兵营1连长。他们营有3个连，1连是工兵连，2连是舟桥连，3连是机械连。我姐夫所在的1连是危险系数最大的，主要任务是爆破、埋雷、排雷和修筑工事。
我连跟工兵营相距不过几百米，我跑到工兵连，一见到我姐夫，顿感惊讶无比。只见他的双眼如同小白兔的红色眼睛，眼球布满了血丝，一脸胡茬，看上去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头，但腰杆笔挺，精神饱满。最新奇的是他不仅剃了个光头，还命令全连所有人都剃成了光头。我说：“这也太过于夸张了，没这个必要吧，又不是敢死队。我们连队就没有一个人剃光头，只剃成短发。”
朱龙兴 薛晓康
他用一种怪老练的口吻说：“你就不懂了吧，在战场上如果有人的头部负了伤，光头便于抢救包扎伤口。”
我不屑地说：“还没上战场就想着负伤，想着牺牲，这么想不吉利。我妈说了，上前线前要高高兴兴的，他们那会儿打仗前，要呼口号，还要唱歌，体现必胜的信心。”
他把手一挥，说：“老妈说得对。是要有必胜的信心，但她的话不能全听。我们是军人，就是要随时准备负伤，准备牺牲。古人说的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我说：“哦，对了，我爸曾经给我讲过，养兵千日的这个‘养’字，应该改为‘练’字，叫‘练兵千日，用在一时’才对。”
他把头一偏，说：“老爸的水平高，但他的话也不能全听，这有点像是政工干部的咬文嚼字。你我都是基层军事干部，带兵打仗的一线指挥员，反正是马上就到真正用在一时的时候了，是该做好负伤和牺牲的心理准备。还有，我是过来人了，已经有了个儿子，你别替我担心。你可不同，你还没结婚，又是家里的长子，你一定要多多保重，争取从战场上平安回来，娶个媳妇成个家。你别看老爸是高级政工干部，但他是河南人，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我清楚，其实老爸老妈最担心的是你，而不是我和你姐。懂了吧？”
我说：“瞎扯淡，手心手背都是肉，我爸我妈对我们谁都担心。嗯，不知道我妹妹小翔他们部队现在是什么情况，可能也在准备出发吧。”
这时，不断有战士来向我姐夫报告，什么器材已经装上哪辆车了，什么物资已经交给哪个班了，炊事班已经刚杀好一头肥猪……
我说：“师首长不是不让再杀猪了吗？”
我姐夫说：“又不是把猪全杀完，杀一头猪装在车上，我们带在路上吃的。告诉你吧，我们工兵肯定比你们团先出发，很快了。师部已经派了一些打前站的干部出发了，到前线接受作战任务去了。”
“报告连长！”一个满面肿得连双眼都眯成缝的兵跑来，急切地说，“我坚决要求上战场！”
原来，这个兵是因为土漆过敏得病，从师医院偷跑出来的。我姐夫没答应，要他马上回医院。但他死活赖着不走，不停恳求，我姐夫只好答应他先回医院，等部队出发时再通知他回连队（后来把他派在营房留守）。
跟我姐夫道别时，工兵连的全连人员已集合列队站好，精神抖擞地等我姐夫走到队列跟前。我以为我姐夫要讲些什么战前动员的话，没想到十分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只听我姐夫高喊道：“全体脱下军帽！听我指挥唱个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预备——唱！”
兵们一派视死如归的摸样，扯开嗓门放声高唱，一个个光头在阳光下闪亮，散发出一道道撕裂长空的光芒。我走出工兵连所在的营区，兵们豪迈的歌声还在我耳边回响。我就感叹，尽管现在打仗不再使用大刀作为武器，但兵们使用的却是抗战将士的精神大刀，要砍的也是侵我疆土的鬼子们的头（他们营于翌日早晨出发）。
当晚（2月14日），我团召开排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传达一个实际为参战动员令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
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月）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现将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发给你们，请立即向县、团级党委、同级干部和全体党员传达，然后向全体城镇居民和有关边境居民传达，有什么反应，望及时报告中央。
……
该文件一经传达，我团党委的反应迅速：“坚决请战！”
2月17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谴责越南当局不断侵犯中国领土，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
此时，我们15瓦电台正在大邑县前进公社知青农场，抓紧最后一点时间进行战备训练。我指挥电台人员，主要训练科目是在各种地形中快速架设和撒收电台。当我从我们电台里收听到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的新闻，立刻叮嘱大家随时做好出发准备。果然，2月19日晚上10点，我们收到命令：“明日返回”。深夜一点又收到命令：“立即返回”。我们赶紧起床，冒雨跑了四里路去山下公路乘坐来接我们的汽车（我团的电台没有配备专用的电台车）。我意识到：“这回是来真的了。”
我们回到营房当天（2月20日）深夜，442团作为我师的主攻团出发了。随后，443团也陆续出发。我们444团是2月22日分批出发。坐在闷罐列车上，时不时地翻看师部发的一本小册子，上面印着在战场上用越语喊话的内容，比如“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中越两国人民是友好的！”等等。我边看边默念，背诵了多遍，觉得挺别扭，不知过几天能否派上用场。我让其他战士也加紧学习背，跟随我的卫生员李伟全说：“副连长，现在临时背这些越南话，哪能背得下来？”
我说：“临阵磨刀，不快也光。你只管学就是了，能背几句是几句。”
其实，我也不想学，但我这么要求是有意思的，是为了减缓因长时间坐闷罐车而引起心情焦躁的一种方法。当然，我们在列车行进中还用了其它一些方法，比如在车厢里讲故事、拉歌等活动，这样使兵们多少感到时间过得比较快。
2月26日凌晨5点30分，我们乘坐的军列到达广西边境的崇左站。下车后，我们在车站旁的一个山坡上整装待命，准备转乘汽车去往前线。我看见一列火车停靠在了站台，有几辆救护车急速呼啸着驶来，不断有伤员被抬上列车，于是我从山坡上飞快跑过去，想从那些伤员嘴里了解一下战场的情况。有个伤员说，他们听从上面的要求，注意不伤害老百姓，没想到吃了大亏，越南是全民皆兵，到处都有穿便衣的民兵，他就是被一个貌似农民的人给打伤的。他告诫我说：“千万不能让老百姓靠近你，越南特工人员很会游击战术，尤其是会在夜间搞偷袭，你见了他们一定不要手软。”
我还想问问别的伤员，却有一个年轻女军人走来制止我，并且不停大声招呼别人把一个个伤员抬上列车，俨然战地指挥官的派头。我不知道她是哪个部队的，也不知道她是哪一级的干部，因为她的装束跟我一模一样，身穿四个兜的军服，腰间扎着腰带，双肩的一边斜挎着一支五四式手枪和一个军用水壶，一边斜挎着一个军用挎包。可以说，她的摸样长得比我们师的任何一个女兵都漂亮，但她那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不喜欢。因为我看见一个伤员正把头伸出车窗四下张望，于是我跑过去想问问他是如何负伤的，那个漂亮女军人却跟着跑过来呵斥道：“你是谁？别在这儿啰嗦了，快上车！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我不高兴地说：“我又不上火车，我是马上要上前线的。再见！”
她绷着脸，神气地说：“你别在这儿跟我说什么再见，如果我们再见面，那你肯定是伤兵了。快走你的吧，祝你好运！”
我只好快步走开，边走边回头斜了她两眼，心想：“你不就是个军医嘛，在这儿神气个啥？到时候如果有人在战场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哼哼，那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2月27日凌晨一点，我们被叫醒起床紧急集合，改乘汽车前行，于中午一点到达一个叫剥皮的边境乡村，再次轻装并且吃饭，等待步行出发的命令。这时候我才得知，我团是配属55军164师作战，这个师已在前线激战好几天了。此时，能听见前方传来的隆隆炮声。
根据战情通报，我师的442团已于今日拂晓向入侵我广西地区的敌人发起了进攻，战果很好，53号和54号界碑地区的敌军阵地均被攻破。443团也已经越过了国境线，向谅山市方向挺进。
这些战况令我们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兵们都在想象自己即将出现在战场上的情形。可是，我们连队偏偏在这时候出了个问题。卫生员李伟全向我报告，刚发现骑兵通信班少了一个兵，有匹军马无人管，而且那匹军马只认它的主人，别人拉不住它。梅连长和陈指导员已经过去，正在那儿处理。我赶紧跑过去了解情况，结果一看，刚找到的那个兵正是跟梅连长闹过矛盾的那个兵。只见他怀抱冲锋枪，一声不吭地低头蜷坐在卡车的车厢里，就是不肯下车。梅连长急了，严厉吼道：“你再不下车，我马上执行战场纪律！”
这个兵仍是不动，仍是不作声，只是抬头怒目圆瞪着梅连长。为防止矛盾激化升级，我叫梅连长和陈指导员先去组织连队的其他兵，这里由我来处理。我爬上车厢，耐心给他说：“现在部队马上要上去了，而你的军马却无人照看，那是你的无声战友，你忍心让它就这么孤孤单单地上战场？如果你是害怕，这不要紧，上了战场你就跟着我，只要我在，我保证让你平安地回来。”
他的赌气情绪立刻缓和了，默默对我点点头，起身跳下车厢，跑去牵他负责的那匹马。我大松了一口气，但我心里有愧，因为我还要负责电台的工作，怎么可能把他带在我身边？我看着他的背影想：“唉，你有什么情绪等打完仗再说吧，就多多理解和保重吧。”
下午4点，我团分梯队开始进入越南境内。我看了一下团副参谋长方泽洪发给我的一张地图，看见上面标注的此处是虚线，说明这里是临时国境线（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执政期间，为维护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个别中越边界线暂定为临时国境线）。
我们走着走着，阴沉的天空下起了小雨，道路两旁的高山上长满了树木和各种植物，让人感到阴森森的。兵们都很紧张，也可以说是很警惕，没走多远就听到了枪声和炮声，还有村庄里的狗叫声。兵们迅速跑到路边的沟里隐蔽观察，随时准备战斗。164师派来接应我们的一位干部站在山坡上说：“没事儿没事儿，放心往前走，前面有我们的部队。”
天黑尽以后，雨越下越大，我们进入灌木丛生的一条土路，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赶路。其实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要去的真正目的地，也不知道上级给我们的具体战斗任务是什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不断有人在湿滑的土坡坎处跌倒，兵们只能互相拽着手或者拽着衣服往前走。前面时不时地交替传下来口头短令：“不许亮灯火”、“检查武器”、“不要发出声响”……突然，又从前面交替传下来口头短令：“停止前进，就地隐蔽。前面发现一个营。”
这个短令是1营的营部传下来的，1营和2营是我们团派出的第一梯队，而1营是主力营，此刻他们率先发现了敌人，这意味着战斗即将打响。的确，我们需要及时发现敌人，需要打好这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以此来个“开门红”鼓舞士气。但我们的当面之敌是一个营的敌军兵力，这使副师长杨文启和团长李光荣不得不慎重考虑，下令司政后机关和直属连队，以及预备队和担架队的民兵暂时原地隐藏，待1营摸清敌情后再听令行动。
雨越下越大，在异国雨水的沐浴中真是别有一番难受的滋味。由于我们出发前经过了两次轻装，衣着非常单薄，浑身冷得瑟瑟发抖。冯毅后悔他出发前领了四颗手榴弹：“背在身上太重了，其实，只背一颗手榴弹也是可以跟敌人同归于尽的嘛。”
跟随我的卫生员李伟全，他身上的负重也不轻，背了一个药箱、一支半自动步枪，一个挎包和一件雨衣，还背了一把军用小铁铲和一个水壶。他很卖力地在一个土坎边为我挖猫耳洞，我要换他挖，他不让，更加飞速地挖，全身都被汗水和雨水湿透了。挖好后，他坐在洞口，说是要警卫我，我一把将他拽进洞里，跟他紧紧挤靠在一起坐着。战友就是战友，我又不是什么首长，不存在什么警卫不警卫的。我俩坐在猫耳洞里，洞外响着的刷刷雨声不绝于耳，雨水渐渐含蓄地浸湿了我的胶鞋，似乎是在提醒我，即将发生的这场战斗应该是场“雨战”，对阵双方的行动都会受到些影响。
可是，不管是“雨战”还是“夜战”，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发生，有的兵裹着雨衣就地睡着了，这时前方传来几声枪炮响，团长李光荣立即询问是什么情况？配属1营营部的2瓦电台报务员用报话筒低声报告，是我们的尖刀班与友军发生了误会，已经解除了。原来，前面是55军的一个工兵排，正在冒雨连夜施工加宽一段道路，准备迎接明天早上要来增援的坦克部队。结果我们尖刀班跟工兵排的人没有对上口令（两个部队当时规定的口令不一样），双方发生了短暂交火。尖刀班的有个兵很机敏，上前用四川话骂了几声，对方也用四川话回了几声，这才消除了误会。副师长杨文启不放心地问：“刚才你们不是报告说，前面发现了一个营吗？”
配属1营的2瓦电台报务员说：“不是发现了一个营，是发现了一个人。这是李显有副团长亲自用报话筒报告的。”
杨副师长和李团长一听，顿时哭笑不得，因为李显有副团长是东北人，一直说话乡音不改，他说的“营”就是“人”。杨副师长无奈地摇头：“妈的，这个老李，话都说不清楚，什么‘营’啊‘人’的，这不成谎报军情了嘛，太耽误事了。行了，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其实，我对李显有副团长非常熟悉，因为在1969年初，中苏边境正在发生冲突，我母亲背着我父亲，悄悄把我送到50军148师当兵。由于我年龄太小，师军务科要把我分配到宣传队，师政治部主任单金义去征求我父亲的意见，却被我父亲严厉制止：“我儿子啥时候入伍的？我咋不知道呢？乱搞。好吧，既然已经去了那就这样吧。但不要去什么宣传队，让他给我下连队锻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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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我被分配到444团机炮1连当司号员，跟当时刚上任的连长李显有同住在一间宿舍，直到一年后我才调到师无线电连。记得有一天，李连长对我说：“你去通知司务长，让他买点猪油回来，今天晚饭的菜里必须要有猪油。”到了晚饭时，李连长不满地问司务长：“司号员没告诉你买猪油吗？”司务长说：“我专门去买了呀？往菜里加了好些猪油，你没吃出来？”李连长急了：“我说的不是猪油，是猪右！右在哪儿呢？”这下我总算听明白了，李连长说的东北话“猪右”其实是“猪肉”，是我听混而传达错了。
为了在战场上不再由于地方口音传达命令而出洋相，我在天刚亮时跑去找到无线通信排的排长郑涛，要求他立即通知配属下去的各2瓦电台人员，喊话时尽量用标准一点的普通话。当然，如果是首长要用报话筒喊话，也只能听从他们，反正责任自负。
我们无线通信排配属团部、1营、2营、3营和后勤机关的2瓦电台人员有：张志安（无线电技师）、邹纪国、刁银华、刘廷军、刘其远、张继全、杨玖林、王明秦、贾志国、孙洪增、杨仁昌、严怀俊、杜齐振、刘平、姚朋章、岳武等人，他们都是四川、江苏、山东、河北、河南籍的人，地方口音各不相同，除了河北籍的贾志国的普通话好一点，其他人员的普通话一概不标准。尤其四川籍人员说的“川普”话，“10”和“4”完全不分， 这让我很不放心。
郑涛排长向我保证说：“到时候我让他们喊话时尽量喊清楚，不行就多重复喊几遍。你放心，我的普通话就很标准。”
我一愣，郑涛排长明明是个上海人，他平时说的普通话顶多只能算是“上普”，怎么可能标准呢？于是我在一张空白抄报纸上飞快写了“厕所”两个字，说：“你用你的标准普通话给我念一念。”
郑涛看了看，说：“这个简单，普通话念‘次所’嘛。”
我问他：“你会不会拼音字母？”
郑涛念了一下这两个字的拼音字母，一拍脑门叫道：“哦哦，对对，念厕所，不念次所。”
当我正在跟郑涛交待一些其它事情时，只见通讯股长鞠中连气喘吁吁地大叫着我的名字跑来，他身后还有通讯参谋杨国良。在我的印象中，鞠股长一向性情温和，从没对任何人说过一句重话，但这时他却对我吼道：“你还在这儿磨叽什么？这都什么时候啦！”
我解释说：“我在这儿安排连里的一些事。”
鞠股长又吼道：“不是早跟你讲过，你兼任电台台长，你们连队的事全都让梅连长和陈指导员去管，你马上去电台！”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机要股的宁建新股长和机要参谋黄春泉也跑过来。宁股长焦急地说：“你们电台刚收到一份特急电报，但我们译不出来。不知是怎么搞的，你赶紧去看看。”
我一听就急了，赶紧往电台那边跑，只听鞠股长又在我身后大吼：“从现在起，你必须寸步不离地守住电台！不准乱跑！”
我跑到电台跟前，问是咋回事，但他们一个个都默不作声。我来不及再问，把收发电报的登记簿拿过来翻看，看见刚才收的X号特急电报是55军164师前指发来的，我立即叫道：“赶快架设电台！不要架设天线，把梯形天线铺到地面上就行了，快点！”
电台很快架设好，我上机急速敲击电键呼叫164师前指电台，得到回应后，我请他们将X号电报全文重发一遍。我从耳机里听到电子干扰信号很强，立刻明白了刚才我们为啥会抄错电报，这无疑是我们这部电台已经被越军跟踪而释放了电子干扰信号。因为在战前我早就知道，我军的武汉通信兵学院和武汉空军雷达学院，曾经培养过好几批越军的通信兵学员（也许其它军事学院也培养过），他们对我军的通讯方法很熟悉。但此刻我顾不上请164师电台更换到其它的备用频道，只顾在电子干扰声中专心地快速抄写电报。
当我抄写完这份电报的最后一个数码，立即回复“给收据”，表示不需要重复电报里的任何一组数码。164师电台却不相信，要求我再检查一遍。我心想，这明摆着是看不起我们电台，还带点嘲讽的意味，于是我气恼地快速连发了好几遍“给收据、给收据、给收据……”，以此发泄了一下憋在心中的火气。
我把电报交给守在一旁的宁股长和黄参谋，签好了字，郑重地说：“如果这份电报要再译不出来，我负全责！”当然，这也是一时赌气冲动说的话，如果这份电报真要是又译不出来，我哪能负得起这个责？我只不过是借此再释缓一下自己懊恼而焦躁的情绪。
宁股长和黄参谋拿着电报跑到公路边的一个沟里，用方块雨布快速搭了一个小棚（这是按机要人员译电报时的严格保密操作规定），开始紧张地译电报。
这时，我看见兵们都排列在公路两侧原地休息，山坡上站着团指挥所的几个人，杨副师长和李团长显得无比焦急，在山坡上来回踱步等待164师的电报。终于在几分钟后，宁股长和黄参谋跑上山坡，把译好的电报交给李团长，他看了电报后，脸色大变，“哎呀”叫了一声，把电报递给杨副师长，只见杨副师长看了电报，又看了一下手表，顿时勃然大怒：“妈的，这都几点了！马后炮！”看他那架势，象是要把这份电报撕得粉碎，气鼓鼓地随手把电报扔给了参谋长徐汝斌。
原来，这份电报可以说是十万火急，万分重要。主要内容是要我团立即执行接替164师490团攻打扣当山的任务，命令我团部务必在今早8点钟之前到达指定位置400高地，做好攻击战斗准备。徐参谋长看了电报后，立即在地上铺好作战地图，查看坐标并用红笔蓝笔标注符号。
我曾参加过军区团以上司令部机关的作战图作业演习，亲眼见过徐参谋长的图上作业，迅速而准确，那水平堪称一流，图上的字体和各种红蓝符号如同是工厂制作的印刷品，而我的图上作业跟他的比起来，简直不堪入目，像是一幅幼稚的儿童涂鸦画。但在此刻，杨副师长却把怒气全撒在了徐参谋长身上，只听他大吼一声：“现在你还标什么图纸？管个屁用！马上通知下去，各部队按指定坐标抢占作战位置！”
李团长也非常焦急，对配属团指挥所的2瓦电台人员高声喊道：“向各单位传达命令，全体跑步前进！”
命令下达后，所有人员开始跑步前进，年纪较大的杨副师长也在跑。我看见徐参谋长收起作战图纸，也在快步朝前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尽管那份译不出来的电报不是我抄的，但我至少也应该负领导责任，却让徐参谋长遭受到那么大的委屈（写到这里，我不禁有些眼湿，因为整个战斗的从始至终，杨副师长、李团长和徐参谋长，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批评的话，这让我感动至今）。
最值得称赞的是我团的1营，团部通过2瓦电台联络，得知1营在尚未得到确切作战任务的情况下，他们在副团长李显有和1营长李云殿的率领下，连夜冒雨隐蔽行军，行动神速，竟然早已在今天凌晨7点30分就突进到了400高地附近，比164师前指电报里的命令还提前了半个小时抵达。这个情况多少算是给我团首长吃了个定心丸，但我们此时还在朝前面急行军。
队列里不断传出招呼声：“快跑！”“快跟上！”“跑起来！”……突然听见说有人晕倒了，我心里立刻起了一个不该有的想法，“是不是由于怕死而装的？”我叫卫生员李伟全去看看。很快，李伟全跑来报告说：“副连长，那个兵不是装的，是真的累昏了，我用银针使劲给他扎了好几个穴位，他已经醒来跟上队伍了。”我说：“那就好。不要说了，赶紧往前跑！”
我至今也没搞清楚，当时看见大喘着粗气往前跑的兵们，我为什么会头脑一时发热，站在路旁的一个小山坡上即兴唱了几句京剧（那时叫“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然后继续往前跑。有的兵好奇地看了看我，并不言语，有的兵只是笑了笑便接着往前跑了。我心里有点满足感，因为我的这个举动尽管有些可笑且莫名其妙，但在急速奔赴战场的道路上唱京剧，我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军人。管它的，也许这是我此生最后的绝唱呢？值了。
放眼望去，这里的确有绿叶苍苍的林海，但没有白雪茫茫的雪原，而气冲的不是“霄汉”，只是刺鼻的战火硝烟气息。给我们部队提神安慰的，是一辆辆驶来支援的坦克轮廓。兵们沾满泥浆的胶鞋和裤腿，展示着作为军人的勇猛人生。唯一让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此刻还不是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时候，只是唱了几句并不受人关注的京剧而已。
我团指挥所人员全部到达400高地已近中午，1营各连先于我们到达伯波东北无名高地，已开始进行抵近扣当山地区侦察，组织战斗准备。164师的林副师长来进一步向我团明确作战任务，并与490团进行阵地交接。这时我们才知道，攻占扣当山，打通北山至谅山市的道路，保障主力部队攻打谅山市和保障后方运输线的畅通，这个任务原先是交给164师490团的，由于490团攻打了一天没能打下来，伤亡较大，并且接到立即去参加攻打谅山市区的会战命令，于是广州军区前指在昨天把攻占扣当山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师的443团。
443团号称“铁团”，战斗力强，他们的主攻营先于我团越过国境线，但164师前指却一整夜都跟这个主攻营联系不上，这令广州军区前指司令员许世友无比担心。想想看，如果一个加强营刚出发仅仅一晚上就被越军给吃掉，那将是非常令人震惊和令人不可接受的惨痛战况，无法向中央军委交待。直到凌晨，164师前指终于联系上了443团主攻营，并且这个营竟然是因迷路而走回到了国境线。广州军区前指要求严查443团的电台人员，为啥一整夜不开机联络？报务员报告说，是一位干部不准电台开机，理由是防止敌人侦听到部队的行踪。一位首长追问：“那你们为啥会又走回到国境线？”443团的一位干部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便慌张地回了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实践证明，地球是圆的。”那位首长一听，气得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这、这这、这是什么话？地球再是圆的，你一晚上就走回来了？还、还实践证明！”于是，攻占扣当山的任务立即交给了我们444团。我从挎包里掏出地形图仔细一看，吃了一惊，大概明白了443团主攻营为什么会在夜间行进时迷路，因为这份地形图居然是1964年由中越双方共同绘制的，时间距离此时已经过了整整15年，一些地形地貌和道路桥梁早就发生了变化。
我们电台跟随团指挥所上了400高地后，那里已有了一些成形的坑道和战壕，还有猫耳洞，估计是490团移交给我们的，我们团部人员也已各自到位。我看见电台人员正准备把电台架设到指挥所的坑道里，我急忙制止：“你们是不是看电影看得太多了吧？电影里演的把电台架在指挥所里，首长站在一旁边念台词边由报务员发报，那都是装模作样糊弄观众的。还有报务员一手发电报的同时一边用另外一只手抄电报，更是假的不能再假的拙劣表演。观众可以不懂，但你们这些正儿八经的报务人员应该懂呀？这样，为了首长们的安全起见，我们电台要跟指挥所拉开一段距离，把电台架设到山坡的斜坡背面去！只让2瓦电台人员留在李团长身边就行了。”
我叫卫生员李伟全去找特务连的连长张克田，请他派工兵排的兵来帮一下忙。很快，几个工兵赶来帮电台挖好了战壕，修整了一下猫耳洞。我简短地向电台人员作了几项具体要求：
1、电台所有人员要马上找准机要股的位置，如果收到电报，必须立即送交到机要股长宁建新或者机要参谋黄春泉的手上。
2、电台所有人员要马上找准作训股的位置，如果收到英文字母的短信号，必须立即送交到作训股长邝书斌的手上，或者交到作训股的王儒进、邓三源、叶术清、赵建华的手上也可以。
3、对收发的每一份电报和每一个英文字母短信号，都要认真做好收发时间和编号的登记，无论交给谁，都必须叫收件人签字，以备以后如果上级机关查询和追责等问题出现时使用。
4、不准在明处和高处架设天线，只把梯形天线铺在山坡的地面上当天线隐蔽使用。部队在运动前进的情况下，一律使用发射信号弱一点的鞭状天线，随时随地与164师前指保持联络。
5、师通讯科只给我们电台配发了两块蓄电池，这场仗不知会打多长时间，为节省用电，大家都辛苦一点，轮换着手摇马达发电报，尽量不使用蓄电池，否则一旦蓄电池没电了，我们很难找到充电的地方。
6、从现在起，所有收发的电报和英文字母短信号都由我来完成，功劳算你们大家的。
接着，我叫卫生员李伟全回我们连部一趟，请梅连长安排骑兵通信班后撤到离指挥所稍远一点的位置待命，因为一是马匹的目标太大，二是马匹的嘶鸣声太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我在战后向上面提出建议，撤销野战部队的骑兵通信编制，因为用骑兵通信的方式来回传达作战命令，基本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而在复杂的丛林地区作战，骑兵更是派不上用场）。
当我把这些事项交待完后，看见徐参谋长走来朝我招了招手，我跑过去跟着他走了几十米远，他站住拍了拍我的肩，我以为他要跟我说那封译不出来的电报事情，但他却关切地对我说：“接下来你们电台要收发的电报很频繁，工作量大，千万不能误事。你们在夜间去送电报，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敌人的特工偷袭，防止被地雷炸到，越军很会埋地雷，一会儿我让工兵排的人过来，再把你们电台周边排查一遍。还有，在夜间送电报的人，一定要记住每天更换的口令，我们在四周都布置有埋伏的隐蔽暗哨，别被自己人给误伤了。就这样吧，你表现得不错，我先对你口头表扬啊。”
徐参谋长走后不久，我收到164师前指的电报，催问我团的战斗准备情况。此时，李团长等人正在紧张地拟定上报的作战方案电报。具体部署：
步兵第1连担任主攻，配备营82无后座力炮排、机枪连1排。在1号高地北侧占领攻击出发阵地，首先攻占2号、3号、4号高地，尔后向扣当山主峰发展进攻。
步兵第2连担任助攻，配备82无后坐力炮连1排、机枪连2排。在6号高地北侧占领攻击出发阵地，首先攻占8号、9号、10号、11号高地，尔后向16号高地发展进攻。
步兵第3连为1营预备队，配备82无后坐力炮连2排、机枪连3排（欠7班），随1连后面跟进，准备在4号高地加入战斗，协同1连围歼扣当山主峰之敌。
100迫击炮连和营炮连（欠3排），在伯坡东北侧占领发射阵地，支援步兵战斗。
14时30分前完成攻击准备。
1营指挥所设于伯坡东北侧无名高地，救护所设于通连西1公里外公路桥。
攻击时间定于当日（3月1日）14时35分。
这份由李团长签署的作战部署电报发给164师前指后，立即收到“同意”的回复电报。164师前指为增强我们的炮兵火力，决定将他们师的一个榴弹炮营配属给我团。但可能是受到越军施放的强大电子干扰原因，164师前指电台一时跟榴弹炮营联系不上，即刻指令我们电台把关于炮击时间和炮击坐标等内容的电报转发给炮兵阵地（我团跟榴弹炮营的距离较近）。此时离攻击时间仅不足半个小时，时间紧迫，我立即执行，将电报迅速转发给了炮兵阵地。
14时35分，随着李团长的一声令下，164师榴弹炮营和我团、营炮兵阵地实施了5分钟的炮火密集发射，步兵1营的1连和2连分别向1号、8号高地发起攻击，3连在1连的后面跟进。
根据前沿阵地指挥所的报告，1连长丰贵明感冒发高烧，但他带病坚持率领连队执行主攻扣当山任务，3排的战士英勇冲锋，用了不到20分钟就攻占了1号高地，正准备向8号高地发起攻击。
团指挥所听到这个战况，杨副师长和李团长很满意地交换着意见，正想继续了解各营的战斗进展情况，以便指挥，不料前沿阵地的电话却突然全部断线了，幸好前后方的各个2瓦电台都始终保持着联络畅通。其实还在战前，通讯股鞠股长和杨参谋就给我交待过，虽然有线通讯的保密效果远比无线通讯好，但战斗真正打起来，有线通讯很不保险，随时断线的机率很大，而无线通讯可能成为战斗中唯一的联络方法，所以一定要重点使用好电台。现在果然出现了电话中断的情况，这使我更加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突然，我听见附近传来一阵惊恐绝望的叫声：“完了！完了！……”
我跑过去一看，是我们连有线通信排的一个架设兵，只见他跌跌撞撞地跑上来，身上背了一卷电话线，用米袋缠的绑腿裹满了稀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了，副连长，完了，一切全完了……”
“什么一切全完了？！”指挥所里的几个干部大吃一惊，跑过来追问情况。
架设兵的脸色惨白，嘴唇嚅动了好几下，仍没发出声音。他像是刚从噩梦中惊醒，愣愣地盯着周围的人。李团长焦急地催促：“快说，什么全完了？”
杨副师长毕竟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大概对这种情况很有经验，他对身旁的人说：“去，赶紧给他拿壶水来，让他喝完慢慢说。”
水壶递过来了，架设兵喝了一口水，似乎还没喘过气来。李团长更加焦急地说：“你倒是说话呀，什么全完了？”
“完了，”架设兵还在喘气，“坦克，炮、炮弹，还有好多水牛，把电话线全弄断了。我们通往各阵地的电话线，还、还有通往炮兵阵地的电话线，跟敌军的电话线全部混在一起，根本没法接，全、全完了……”
“给我滚！”杨副师长勃然大怒。
“滚下去！”李团长也勃然大怒。
“快滚！什么一切全完了……”指挥所的其他几个干部几乎同时咆哮，接着集体转身就走，忙着继续指挥作战。
架设兵像触电似的腾起身子，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看着我。他的神情令我有些于心不忍，我把他拉到一边说：“有线通讯方面的事你跟梅连长讲就行了，干吗跑到指挥所来瞎嚷嚷？你也真是的。我早跟你们说过，在现代战争的战场上，有线通讯基本没用。”
架设兵嘟囔一句：“那还要我们有线通信兵干啥？”
我说：“有线通讯比无线通讯保密，平时有用，像现在这种情况就完全没用。你赶紧回连队吧，告诉梅连长和李排长，把有线排的兵都调回来，停止查线，原地待命，等战斗间隙再找机会去查线。从现在起，全部通讯联络都用无线，叫梅连长放心，绝不会有一切全完了的情况发生！”
“是！”架设兵歪歪斜斜地往山坡下跑去，他那像是受了伤的身影很快隐入一片茂密的草丛。我仿佛看到，一颗受了伤的太阳正以浅浅的微光伸向那片血染的草丛……
我对卫生员李伟全说：“你也回连部去，看看有没有伤员需要救护，我这里需要你时再上来。”
前面攻打扣当山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中，却从1营指挥所传来一个不好的报告：“2连的连长黄祖友中毒了，不能继续参加战斗！”
中毒？中的什么毒？这个情况令团指挥所的所有人无比担心，难道敌人使用了毒气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战争的升级，必须尽快查实，上报164师前指。但现在的战斗正在节骨眼上，来不及详细核查，李团长当即果断命令，由2连副连长叶明清代理连长，指挥2连继续执行助攻任务。
2连的连长黄祖友和副连长叶明清，他俩的年龄只比我大几岁，跟我是同年入伍的，平时我们关系很好。我很佩服叶明清，他是重庆云阳人，入伍才几个月就入党了，而我当时还在为争取成为共青团员努力表现。记得是在1977年的一天，团司令部发出通知，一个月后将举行全团的投掷手榴弹竞赛，凡是报名参加的人员，只要投弹距离能达到50米以上，就授予“投弹能手”称号。虽然投弹并不是报务人员的主要训练科目，但我也希望能获得“投弹能手”这个荣誉，于是开始突击猛练哑铃、单杠、双杠、俯卧撑，以增强身体力量。为此，我还特意去师里的“军事三项队”找李权，向他请教投弹技能。因为他虽然跟我同岁，都是“后门兵”（他父亲也是位老红军，时任温江军分区司令员），但他居然是个超级投弹能手，在一次军事大比武中投出了80多米的成绩，受到总参谋长的接见和赞扬，被誉为“投弹天才”。他劝我不要参加投弹竞赛，把我的本职业务练好就行了。我说那咋行，我都练好些天了。
一等功臣 叶明清
到了我团投弹竞赛那天，轮到我上场时，我玩命助跑，使出吃奶的力气投了三次手榴弹，都没达到50米。负责现场指挥的副团长李显有想照顾我，给我示范了一遍，他投了72米，并且骄傲地告诉我，这叫“空爆”，也就是当手榴弹还没有落地时就会爆炸，杀伤面积大。我按他示范的要领，又卖力地投了两次，最远只有47米，这已经是我投弹的极限距离了，实在达不到50米，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只好丧气地下了场。再看叶明清，他很优秀，不需要像我那样助跑就可以投出50米以外。我清楚地记得，当晚团里放映露天坝坝电影《朝阳沟》，放映之前，团首长宣读了“投弹能手”获得者的名字，其中就有叶明清，让我羡慕不已。
然而，攻占扣当山的任务十分艰险，决不是有多少个“投弹能手”或者“投弹天才”就能圆满完成的。我真替叶明清捏了一把汗，他这时候去代理连长，真有点“临危受命”的意味，自身的危险和肩上的责任不言而喻。打了一个多小时后，1营指挥所接连传来几个报告：
1、由1连连长丰贵明指挥的3排，在攻占2号高地北侧的无名高地时，遭到2号、3号、16号高地之敌火力的猛烈射击。1连已组织82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筒，摧毁了敌方的两个火力点，3排迅速发起冲锋，攻占了2号高地，开始向3号高地北侧突出部发起攻击。
2、由2连代理连长叶明清指挥的1排和3排进展较为顺利，于16时攻占了8号、9号高地，于16时30分攻占了10号高地，正在向11号高地发展进攻。
3、“中毒”的2连连长黄祖友已于17时恢复意识归队。
杨副师长和李团长对这些报告较为满意，但对敌军是否使用了毒气弹仍不放心，追问2连连长黄祖有的“中毒”症状表现。1营指挥所报告，黄连长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脚底板发白。
我听见团指挥所的一个干部说：“这两天我们大家都是在冒雨行军和作战，谁的脚底板不是发白的呀？”
李团长命令2连暂时不换指挥员，让叶明清继续带领2连，尽快拿下11号高地。
18时20分，2连1排攻占了11号高地，随即向12号高地发展进攻。当进至12号高地东侧鞍部时，遭敌炮火和12号高地敌火力阻击，又遭敌地雷区，1排发起几次攻击均未奏效，正在重新组织攻击。
19时25分，李团长命令1营暂停攻击，调整部署，巩固即得阵地，准备次日再战。1营指挥所立即命令1连主力撤至2号高地，2连撤至11号高地，3连在2号高地北侧无名高地。各连派出警戒，监视敌人，并认真总结经验，研究次日的战斗打法。
当晚，叶明清有些不甘心，亲自带了几十个战士摸上山去侦察，看看有没有机会打一场夜战。山坡上到处躺着敌人的尸体，一些岩壁上沾着黏稠的脑浆。他们以一棵棵冷杉树为掩护，借着透过树叶的一点微光来观察记录，发现了敌人的几个阵地位置，但地势太险恶，其中有两个敌阵地分别设在坡度为50度和70度的峭壁之上，真可谓易守难攻。当他们已经摸到能清楚听见敌人的说话和拉枪栓的声音后，叶明清只得率队原路退回到已占领的11号高地。
几乎与此同时，3月2日零时，3号高地北侧突出部之敌派出小股兵力，对1连阵地进行侦查袭扰，很快被1连击退。
我曾在战后跟叶明清交流过两次，据他说，当时实在是不具备夜战的取胜条件，因为扣当山不仅地势险恶，而且敌人阵地前面都布满了各种地雷，有的树上还挂着可以释放300个钢珠的定向雷，所以他必须当机立断取消这场准备打的夜战，并将侦查情况上报指挥所。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团指挥所里的人在紧张研究讨论天亮后重新组织进攻的战斗方案。164师来电报询问我团的进度、伤亡和次日的战斗准备等情况，并严令我团于次日必须攻占扣当山主峰。李团长签署回电，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根据164师前指的战勤通报和我团1营的侦查汇总，杨副师长和李团长等人围在作战图跟前，再次仔细研判当面战场的态势。
地形：扣当山位于谅山东北约8公里，是谅山的东北屏障。山势陡峭，主要山脊为东北、西南走向，长达5公里，山脊中间横向东南延伸一条山脊，其终点为主峰，海拔615米，余峰均在500米以上。4号高地稍低于主峰，比高300余米，纵横山脊共有30余个高地。多数高地突起，形如塔状，山脊较窄，宽约20至40米，北侧山脚坡缓，多为水稻田，山腰坡陡，约50度，多为阔叶乔木密林，林中荆棘藤条交织，茅草覆盖。山上仅有四条人行小路，谅山至我国北山公路从扣当山北侧通过。此时正值2月雨季，大雾笼罩，视度受限。由于地形复杂，气候不良，给我们部队行动造成极大困难。
敌情：扣当山守敌为越军第3师141团9营营部及步兵6连，沿山脊各高地组成环形防御，重点配置在3号、4号、12号高地和扣当山主峰。连指挥所位于4号高地，营指挥所位于主峰。敌阵地为野战工事，并构筑有屯兵坑道和掩蔽部30多处，各要点均有堑壕交通壕连接，在山脚小路及易通行的地方布设了大量防步兵地雷。敌火力配系采取多层配置，构成交叉火网。配置在3号、4号高地及主峰的高射机炮、无后坐力炮、迫击炮可封锁公路。火器配置隐蔽，对易通行的地段设置了标定射击。
据此情况和白天的战斗情况，李团长签署了于3月2日7时30分发起攻击的作战命令，并决定3营7连配属1营，准备在1连左翼加入战斗。
该计划上报给164师前指后，我收到要我们电台将一份电报转发给炮兵阵地的指示。我转发完电报后猜测，在这节骨眼上，164师前指一时联系不上炮兵阵地，问题可能出在炮兵阵地上的电台架设到了有大量矿石的地方，对电台讯号产生了强烈干扰。因为在这方面我曾有过一次经历。那是一次冬季野营长途拉练，我当时在师无线电连第6台（15瓦电台），我们台那天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联络师炮团，结果在预定的时间却跟师炮团联络不上了。袁连长焦急地把我叫到第1台的电台车上（第1台是150瓦的大功率电台，负责联络军部），我上机后，不停呼叫师炮团电台和仔细搜索他们的回应讯号，但毫无效果。半夜，袁连长亲自跑去老百姓家买了几个水果给我，让我不要泄气，继续联络。我想了一个无奈的办法，万一师炮团电台能收到我的讯号呢？于是我一边呼叫一边把电文发出去，这样一遍又一遍地“盲发”。通讯科来人把袁连长叫去，让他当面向师长白泉解释这是什么情况。袁连长报告说：“还在联络中，但电报已经‘盲发’出去了。”白师长生气地喝斥道：“瞎扯！什么‘盲发’？你是发给国民党了还是发给共产党了？快去给我联络上！”
为此，我深感对不起袁连长，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和他为我买的水果，但没别的办法，只能继续联络，直到凌晨终于有了回应，一问原因，是他们电台昨晚架设在了一个大矿区的作业面上，影响了讯号的发射和接收。
3月1日深夜，我接受164师前指电台下达的指令，跟炮兵阵地保持通讯畅通，所有给炮兵阵地的电报暂由我台及时转发（战后我才得知，当时炮兵阵地电台确实是设在了一个矿区内，部队回撤时将那个矿厂炸毁）。
当我转发完一份电报后，巡查了一下我们的电台人员，看见电台台长杨仕明的脸色铁青，显得虚弱且疲惫，跟冯毅挤在一个猫耳洞里相互取暖。我从冯毅的嘴里得知，杨台长在上午收到一份特急电报后，为争取时间，他骑马前去机要股送电报，返回时从马背上掉下来，晕了过去，并口吐白沫，是冯毅搀扶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行进。
我听后很感动，他不顾马匹目标大的危险去送电报，这的确是值得称道的英勇行为。同时，我心中也生出了一股歉意，如果当初我下444团来时不点名要他，那他这会儿还应该在师无线电连，至少在那里比在这里要安全很多。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对大家说：“没事儿，不要太紧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保证把你们全部平安带回去。”
3月2日7时25分，我炮兵阵地对扣当山实施5分钟火力急袭，1连以2排为主攻，向3号高地北侧突击部发起攻击。我又接到164师前指电台的指令，战斗打响后不再使用电报通讯，直接用报话筒喊话传达各级指挥员的所有战斗命令。
8时50分，1营指挥所传来报告，当1连攻击接近到3号高地北侧突出部时，敌火力封锁了前进道路，伤亡了几个战士，2排长身负重伤，由副指导员鄢发明前去2排重新组织战斗。
团指挥所里，杨副师长和李团长轮番手握2瓦电台报话筒喊话：
“1连攻到什么位置了？报位置！报位置！”
“助攻的2连上去没有？”
“老李！老李！……”
杨副师长和李团长喊的这个“老李”，正是派驻1营指挥所的副团长李显有，只听他用2瓦电台报话筒一边报告2连正在攻击12号高地，一边请示派担架队上去。他本来就患有严重的咽炎，这时他的喊话声更显得声嘶力竭的沙哑。
李团长立即命令配属我们的广西民兵担架队上去，同时命令一个防化班作好战斗准备，以防敌人狗急跳墙，使用毒气弹。
突然，1营指挥所的2瓦电台受到强烈电子干扰，报话声时断时续。杨副师长焦急万分，一个劲跺脚骂娘。我脑子里热血一涌，觉得终于有了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机会，于是赶紧向徐参谋长报告：“我们带有15瓦电台的备用电台，信号发射功率大一些，让我一个人带一部电台上去，这样喊话清楚点。这里的电台交给杨仕明和许顺国他们……”
“不行！”徐参谋长瞪大了眼睛说，“你不能上去！你们电台还要跟164师前指和炮兵阵地随时联系，你在这儿坚守岗位，这是命令！如果实在需要派人上去，你另外选一个人！”
我跑回我们电台的战壕，该选谁带15瓦备用电台上去呢？我看着大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也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我正在犹豫时，1营指挥所的2瓦电台的信号恢复正常了，不断传来李副团长沙哑的喊话声，报告1连和2连的攻击进展战况：1连2排已伤亡各8人，命令预备队1排进入战斗，担任主攻扣当山主峰，正集中火力压制敌火力点，并改为从敌阵地的两翼迂回进攻，已初见成效。但2连在攻击5号高地时，遭到敌炮火的猛烈持续轰击，而敌人在战前早就砍光了正面阵地前的所有树木，那片几十米的开阔地无一处隐蔽点，且布满地雷。2连代理连长叶明清请求炮火增援，用炮火对这片开阔地实施地毯式轰炸来排除地雷，以争取快速朝前攻击的时间。
时间的确紧迫，扣当山的背面是通往谅山市的公路，山上的敌人一边抵抗我们的进攻，一边射击封锁山下的公路。而在这条公路上，前去攻打谅市区的主力部队人员、坦克、车辆、担架队等，正在冒着枪林弹雨拼命通过公路朝前赶，因为广州军区前指下达了严厉命令，参加攻打谅山市区的所有部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快速前进，按时到达准备攻击的预定位置。
这个“不惜一切代价”，实则意味着“不惜伤亡代价”。为减少友邻部队的伤亡，李团长心急如焚，命令1营指挥所立即报告需要炮火覆盖的各个坐标编号。为保证报告的坐标编号清晰准确，我呼叫1营指挥所2瓦电台把坐标编号直接喊话报给我，由我喊话转达给炮兵阵地。
“向XXX号，开炮！”
“向XXX号，开炮！”
随着接连不断的呼叫，1营指挥所也不断传来呼叫：“感谢炮兵同志，打得好！”我也向炮兵阵地原话转达。炮兵阵地的人很高兴，高声回复呼叫：“不用谢，你们辛苦啦！狠狠打！”
我很兴奋，心中暗喜，想着这个情景好象是哪部战斗故事片里演过的，此时却被我们给“剽窃”了，挺有意思的。正想着，1营指挥所传来呼叫：“停止炮击！开始冲锋了！”
当我向炮兵阵地传达“停止炮击”的命令时，突然听见报话筒里传来一阵软绵绵的拖长的女人声音：“中国佬，滚回去——，你们是侵略者……”
我吃了一惊，随即意识到这是越军的女报务人员，她居然还会说流利的汉语普通话，我忍不住怒骂了一声：“我操你妈！”
不料她竟然用娇滴滴的声音跟我对骂，还发出“嘻嘻哈哈”的阵阵浪笑，接着骂了一连串我完全听不懂的越语。我还想骂她几句，以脏话作为发射的炮弹，恨不能马上俘虏了她，并当面审问她一番。但我猛然想到我们此刻正在激战中，不能跟她在电台上纠缠，于是立刻呼叫1营指挥所和炮兵阵地，让他们换到另外的X号备用频道上继续联络。
人在战场上的想象力，往往超乎寻常的丰富。我突发奇想，似乎觉得那个越军女报务员真的会成为我们的俘虏，而我必将亲自审问她。于是，我把一位越语翻译叫过来，以备又遭到敌人追踪到我们电台时喊话，可以让越语翻译帮助听听敌人喊的越语是什么意思，再就是找机会协助我审问越军的女报务员。
这位越语翻译是164师前指派来的，很年轻，才19岁，是被越南当局迫害驱赶的华侨，战前临时招到我们军队穿上了军装。我问他：“等这场仗打完以后，你不会再想回越南来了吧？”
他想了想，点点头：“我还想回来。”
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说：“越南政府那样残暴地对待华侨，你们的所有财产都被没收了，你为啥还想回来？”
他犹豫着说：“因为……因为越南的土地肥傲（沃）哦。”
我摇了摇头，认为他不大可靠，万一让他上电台听越军喊话，他很有可能给我乱翻译，如果赶上抗日战争，这人说不定会当汉奸，便说：“算了，你走吧，祝你将来能成为这片肥沃土地的一小撮肥料。”
根据1营指挥所的报告，今天攻下扣当山主峰没有多大问题。鉴于此情况，团指挥所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为防止扣当山守敌逃跑，立即组织一支部队穿插到扣当山背面拦截，以扩大战果。”当这个作战方案制订好后，准备穿插的部队也整装待发，李团长有些犹豫了，考虑到穿插部队不仅要遭受敌人多面阻击射杀的危险，还要承受敌人派增援部队来接应逃窜之敌的风险，这样势必造成我们腹背受敌的穿插部队伤亡过大。
为此，李团长考虑再三，没有下笔签署这个作战命令，而是征求杨副师长的意见。杨副师长埋头来回踱了几步，终于下了决心，说：“这样，我看这个作战方案取消了吧，咱们就给他来个赶羊战术，按上级的要求，只要拿下扣当山主峰，就是圆满完成这次的战斗任务了。”
我个人认为，杨副师长和李团长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体现了决不蛮干的指挥艺术和爱兵如子的优良品质。
此刻，扣当山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中。1连的预备队1排投入了战斗，以勇猛的动作突入敌阵地，于12时攻占了3号高地北侧突出部，13时攻占了3号阵地，随即向4号高地发展进攻。2连以一个加强排组成15个战斗小组，在火力掩护下，小群多路，侧后迂回攻击，于12时攻占了该高地，歼敌一个班，残敌向15号高地收缩。2连乘胜向敌人猛攻，连续占领了13号、14号高地，经多次攻击占领了15号高地，并迅速夺取了16号高地。但164师前指对我团的进展速度不大满意，他们的一位首长用报话筒向我喊话：“攻击速度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如果不行，就马上换其他部队接替你们！”
杨副师长和李团长的脸色大变，猜想如果要换其他部队上，很大可能是换成443团。因为迷路的443团加强营已经折返赶到了指定位置，正在积极请求参加战斗，而攻打扣当山的任务原先就是交给他们的。
这怎么行？我们打了这么久，已经攻占了敌人多个险要阵地，还伤亡了那么多人，这时候换其他部队岂不是我团的奇耻大辱。当然，这绝对是164师前指使用的“激将法”，果然把杨副师长和李团长激将得跳起来，轮番用报话筒向派驻1营指挥所的李副团长焦急喊话：“老李！老李！命令3连上去，协同1连投入战斗！动作快一点！再快一点！”
李副团长沙哑着嗓子回话：“是的！是的！”
李团长喊话：“老李！老李！抓紧时间！你们离扣当山主峰还有多长距离？”
李副团长可能正忙于指挥作战，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匆忙回话：“是的！是的！”
杨副师长抓过报话筒喊：“老李！老李！你那里的情况怎样了？”
李副团长回话：“是的！是的！”
杨副师长喊道：“老李！老李！他娘的，你亲自上去督战！你亲自上去督战！”
李副团长又回话：“是的！是的！”
杨副师长怒喊：“你他娘的就知道个‘是的’！你到底行不行？你要不行，我派其他人换你！你给我动作快点！组织部队强攻，必须尽快拿下主峰！”
李副团长仍然回话：“是的！是的！”
我听李副团长的嗓音嘶哑得如同公鸭叫唤，任凭谁再呼叫“老李”，他都好一阵没有应答，估计是他亲自上去了，不知他投掷手榴弹的“空爆”本领能否派上用场。
1连和2连全部上去了。3连也于13时从1连左侧上去了。1营指挥所报话员不断报告进展情况，1连的连长丰贵明和2连的代理连长叶明清都是亲自下到突击排率领战士冲锋。3营7连已经奉命到达1号高地，沿2号高地东侧山谷搜索前进。
15时12分，报话筒里终于又听到李副团长的报告声：“我部已攻占扣当山主峰，山上发现敌人的特工人员，穿着解放军的军装，我们正在清扫！”
杨副师长高兴地说：“好啊，现在的局面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抓紧肃清山上的残敌，抓到俘虏没有？”
李团长回答：“刚抓到3个！”
李团长一愣：“打了半天才抓到3个俘虏？不可能！赶紧打扫战场，上报战果！”
李副团长回答：“是的！是的！下面各连正在打扫战场，战果再报！战果再报！”
杨副师长和李团长走出团指挥所，并肩站在山坡上远眺，脸上挂着久违的胜利微笑。杨副师长满意地说：“这一仗打得好啊！”
我看见李团长的神情有些凝重，他说：“这一仗是打得好，但我们是不是骂得太厉害了一点？”
杨副师长一摆手，说：“这不算啥，我们过去打仗，首长骂得比这更厉害。”
我很理解李团长的沉痛心情，因为据统计，虽然我们此战歼敌95人（其中毙敌60人），摧毁了敌人的许多工事和坑道，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但我们伤亡了90人（其中亡28人）。李团长下决心要为牺牲的同志复仇，他握着报话筒，坚定地向164师前指连续高喊：“我们坚决请战，参加攻打凉山市区的战斗！……”
可是，这个请战要求并没有得到上级的同意。因为55军的军长给出一个颇具人情味的意见：“你们师的443团大老远从四川赶来前线，也不容易，一仗没打就这么回去，以后恐怕不好向你们成都军区交待，还是让443团上去吧。”
根据55军前指的意见，李团长命令1营固守扣当山主峰，原地待命，防止有增援之敌反扑或袭扰，进一步搜索各个已攻克的敌阵地，全力保障攻打谅山市区的主力部队的前行安全，以及保障前面各部队以后回撤要经过的公路和桥梁的畅通。李团长仍不放心，又命令作训股长邝书斌带人到扣当山上察看情况，同时命令防化班也上去，搜索敌阵地上是否有毒气弹之类的武器。但最让李团长放心不下的是我们的2营，2营之所以没有参加攻打扣当山的战斗，是2营于昨日奉55军前指命令，配属给164师490团，执行攻占谅山市外围317高地和332高地的战斗任务。我团前指急于想了解2营目前的情况，164师前指让我们放心，2营将于明日才正式投入战斗，到时他们会以战情通报的电报方式告诉我们。有个从扣当山阵地下来的人跑到团指挥所，杨副师长随口问了一句：“怎么打了这么久才攻下来？”
那人回答：“因为敌人太顽强。”
杨副师长瞪圆了眼睛，怒吼道：“他娘的，那不叫顽强，叫顽固！”
那人立正敬礼：“是！是顽固！”说完便慌忙转身跑掉了。
这时，我们通信连无线通信排配属1营指挥部的2瓦电台人员（刁银华、张继全）呼叫我：“报告副连长，有十多个俘虏正在押送下去，其中还有越军女兵。”我没听清这是刁银华还是张继全的声音，但我很高兴，猜想俘虏的女兵当中会不会有在电台上跟我对骂的女兵，必须亲自审问一下，于是回话：“好的，好的，我等会儿下去看看！”
我让杨仕明他们守好电台，然后我独自往山坡下的村庄走，碰见担架队正在往后面的救护所运送伤员。有个伤员是个排长（忘了他的名字），我对他并不熟悉，但他认识我，叫了我一声。我关切地问他是怎样受的伤？伤到哪里了？没想到他挺乐观地笑着说：“踩到了防步兵地雷，脚后跟被整个炸没了，以后只好在鞋子里垫些棉花才能走路，问题不大。”
我知道这种美制防步兵地雷，绿色的，杀伤力不大，体积比军用午餐肉罐头还小，基本不用埋藏在地下，只需漫山遍野散布在草丛中便不易被发现，其主要作用是使进攻人员受到轻伤，而受轻伤的人员至少需要2个同伴去救护，以此达到消减进攻部队战斗力的目的。我因此格外小心，边走边注意尽量不踩到小土路两边的草丛，有点后悔没有带上卫生员李伟全跟我一起下来，身边多一个人至少安全一点。
当我走到一座村庄附近，看见那里停放了几辆洛阳生产的东方红牌拖拉机，还有一些上海生产的永久牌和凤凰牌自行车，不用说，这些都是我国曾经无偿援助给越南的，我不禁自言自语地骂道：“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
正骂着，我突然看到脚前的稀泥地里有一块军用压缩干粮，包装纸已被撕掉，大概是被别人咬过一口，饼干缺了一个角，这才想起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吃过一口饭了，一阵从未有过的强烈饥饿感袭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切身体验出了这个“饿”字的真实含义。立刻，我平日一贯注意的举止风度全无，看看四下无人，迅速从稀泥地里捡起压缩饼干，用衣袖使劲擦了擦，狼吞虎咽地嚼来吃了。我后来回想起来，还是感到有些后怕，万一那块压缩饼干是敌人有意放置的毒饼干呢？但当时的确是饥不择食，根本顾不上细想。我不禁对副指导员张启祥心生埋怨，战前就开会商定由他负责炊事班，怎么到现在还没把饭送上来？待会儿必须找他问问是咋回事。
我走进一所乡村学校，因为听说抓的俘虏暂时关押在此，马上要押送到后方。有个情景令我又好奇又好笑，只见无线通信排长郑涛握着手枪坐在那里，假模假式地在审问一个女俘虏。据164师负责押送俘虏的战士介绍，这个女俘虏是参与掩护越军第311师141团撤退的其中一员，已经审问过了。我感到有些不能理解，应该是男兵掩护女兵才对，看来越军的男兵不够当大丈夫的资格。我想，既然已经审问过了，并且审问俘虏的事应该归司令部或政治部门的人管，关无线通信排什么事？但不知郑涛是怎么想的，口气严厉地用“上普”话问那个女俘虏：“你对这场战争是怎样的看法？你个小赤佬，说！”
那个女俘虏很倔犟，头一昂，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回答：“不等（懂）！不等（懂！）听不等（懂）！”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这都审问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听女俘虏说的“越普”口音，也完全不像在电台上跟我对骂的那个女兵，于是我赶紧制止郑涛：“行了，别审问了，这是别人164师抓的俘虏，快把她交给押送俘虏的人，他们还等着马上出发走呢。你跟我来，上楼去看看。”
这所依山而建的学校面积不大，大概有一个足球场大小，校内没有超过两层楼高的建筑，廊道外侧全是敞开的，站在廊道的任何方位，均可看到校园中心的那块空旷的活动场地，围墙外面建有防空洞，距我团指挥所的山头不远。听一个战士说，特务连为了团指挥所的夜间安全，已经搜索过了，没有破坏学校的设施，疏散了一些老百姓，让他们进到防空洞里暂时躲避，并且送给他们一些装满水的军用水壶和干粮，叮嘱他们等我们部队离开此地后再出来。
我带着郑涛来到2楼，察看了几间屋子，从其中一间小屋里的摆设和衣物来看，这应该是一位女教师的单身宿舍，简易小书架上摆了一些书籍和几大本越南画册，桌上放了几封信件和一些越南邮票。我想着我们住的猫耳洞里太潮湿，便拿了几本画册，准备拿回去铺到阵地上的猫耳洞里，还顺手拿了十多枚邮票，以作个战地纪念品，装进我的挎包里，然后招呼郑涛抓紧回连队去，我也赶紧回电台的坑道战壕。
当我捧着几大本画册往回走时，碰见政治处主任李本维，他问我是从哪儿拿的画册，我说就在下面村庄的一所学校里，并且告诉他，坑道里太潮湿，不仅人受不了，对电台机器也会有影响，把这些画册铺在地上会好一点。他说：“你先回电台把画册放下，我在这儿等你，带我一起去学校看看。”
李主任注重遵守战场群众纪律，他和我到了学校后，立刻把几个还守在防空洞外面的战士叫过来，要求他们进入每间教室，把有些倒地的桌椅板凳都扶正摆好，整理收拾一下搜索过的房间，不准拿里面的一针一线。他给几个战士交代好后，跟我一起返回团指挥所。我很佩服他的这种政工干部应有的风范，说：“李主任，你做得对。我才想起，万一我们部队撤走后，敌人来拍照片作反面宣传，那影响就太恶劣了。”话虽这么说，但我并没有把邮票放回原处，反正敌人也拍摄不到我挎包里装的有啥东西。我只感觉很饿，肚子咕咕乱叫，心想，在这所学校里没有见到任何吃的东西，如果有，我很难保证自己不当场拿来吃掉。特务连的那几个战士有点军用压缩干粮，居然还送给了防空洞里的老百姓，也不知道送给我一块。当然，我也不好问战士们要，他们一定也很饿。我和李主任边走边交谈，突然从山坡路边的草丛里跳出来一个战士，端着冲锋枪高喊：“口令！”
我们的口令和回令是一天一换，由于此刻突发的情况吓了我和李主任一大跳，瞬间忘了当天的回令是什么词，我紧张地大喊一声：“别开枪！自己人！”
那个战士看了看，随即缩回草丛。我仔细观察那片草丛，根本看不出那里藏的有人。虚惊一场后，我对李主任开玩笑说：“幸好那个战士没有冒失开枪，假如我这个小副连长被误打了还不算多大的事故，但把你这个政治处主任误打了，那问题就太严重了。我俩战后不知道是该被评为伤残军人还是被评为革命烈士，这是个难题，不好评定。”
李主任哈哈大笑：“你这小子，还真挺有意思的。”
后来有个军事记者来采写了一篇通讯报道，里面写了我们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几个小故事，其中就有描写李主任如何组织战士整理收拾学校教室和宿舍的那件事情。这篇通讯报道由《解放军报》刊发，但我对那个醒目的标题“中国军队真好”一直心存异议。几年后我当了军队专职作家后，某天无意中碰见写那篇通讯报道的记者，对他说了我的意见，“我从没听到有越南老百姓如此赞扬过我们”。他忍不住笑着连连点头，承认那个标题的确写得太过了。
我回到团指挥所时，正好看见特务连长张克田在向李团长汇报，由于出发前经过两次轻装，为快速行进，特务连没有携带粮食，现在战士们急需吃饭，但这儿都等了两天多了，后勤处还没把粮食送上来。
杨副师长站在李团长身后不耐烦地说：“你自己去想办法！”
张连长为难地嘀咕了一声：“这咋办呢？”
一位副团长（记不起是哪位副团长了，当时团里有5位副团长，除了李显有派驻到1营，李凤歧留守在营房。在团前指的有戎泽君、马永彪、鲜福章3位副团长）一步跨到张连长跟前说：“首长让你自己想办法！自己想办法！听明白没有？！”
张连长一愣，一手摸摸后脑勺，用浓重的河南腔调回答：“咦，明白！明白！俺自个儿想法子！”说完便敬个礼，转身飞快跑走了。
其实，我们通信连跟特务连的情况一样，也没有携带粮食。我连指导员陈德川已经派郑涛带人到村庄里找粮食去了，而且是骑马去的，特务连的张连长也派他们连的人去了。我说：“那就好，看来今晚上有饭吃了。不过郑涛也太烧包了，找粮食哪还需要骑马？别暴露目标被敌人的狙击手给干掉了。再说不知道村庄里有没有地雷，他别出什么事啊。”
由于无线通信排的兵基本都派到团指挥所和下面的各营去了，有线通信排的兵停止了架线和查线，暂时原地待命，于是郑涛带领有线通信排的邓岗、张俊、唐诗雄、李东风等几个兵去了一座村庄，兴高采烈地把猪肉和鸡，还有大米和玉米装了好几麻袋，驮在马背上运回来。郑涛骄傲地宣称，那些鸡都是他亲自用枪打的，一枪一只，没放空枪。他把几个麻袋交给副指导员张启祥带领的炊事班，叫他们抓紧做饭。他考虑的还挺周全，说带回来的玉米是交给骑兵通信班当马饲料的，因为马也早饿坏了，在啃咬弹药箱的木头包装。
夜幕降临时，我团指挥所已经转移了高地，这里有164师前些天修筑的一些工事，他们已去往谅山市，我们把战壕和猫耳洞稍加修整一下便安顿下来。这时，配属到1营指挥所的2瓦电台人员向团指挥所呼叫，报告了一个不好消息，1连副指导员鄢发明为给连队送饭而不幸身负重伤，正在回送。
我了解了一下情况，鄢发明是重庆云阳人，跟我是同年入伍的，比我大四岁，在攻打扣当山的战斗中，1连2排的排长负重伤后，他立即挺身而出，指挥2排继续战斗。当1排奉命接替2排担负主攻任务后，他又参与1排的战斗，表现得非常勇猛。拿下扣当山主峰后，他考虑到指战员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吃饭、没休息，于是带领8名战士下山抬饭，自己走在前面探路，不幸踩中地雷，头部、肩部、腿部多处负伤，昏迷过去。被救醒后，他对指导员刘松贤说：“我没有完成支部交给的任务，如果我不行了，这月党费在我的上衣口袋里。”幸好1营卫生所军医韩应明等人全力抢救，回送及时，他没有牺牲（战后为表彰他的功绩，军党委给他记了一等功）。
得此情况，我很担心郑涛和那几个去找粮食的兵的安全，叫卫生员李伟全去打听一下我们连队有无人员出事。过了一会儿，李伟全向我报告，全连无一人伤亡，他还带了两个炊事兵把饭菜送上来了。我们15瓦电台人员都忙着吃饭，有个炊事兵悄悄给了我一整只煮好的鸡，说是张副指导员专门交待，这只整鸡是给我一个人吃的。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看见鸡肉皮上布满了小鸡毛，况且我再饿也吃不下一整只鸡，于是把鸡肉撕开，给几个兵分了。冯毅说这鸡肉里有一股鸡屎味，肉也没煮耙，但我们实在饿急了，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了。
一个炊事兵向我解释说，由于担心越南人在水井里放毒药，所以他们杀了鸡后不敢用井水洗，是用水田里的水简单擦洗了一下，因为看见水田里有一些活的水牛，让人比较放心，然后他们取了水田里的水，拿了一些净水药片和豆瓣放在锅里一起煮的。我表扬了一下炊事班：“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美味的鸡肉，你们辛苦啦！”
夜晚，我看见杨仕明台长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脸色依然铁青，其他人员也显得相当疲劳，特别是冯毅和沈伟中，他俩是手摇马达最卖力气的兵，我让大家抓紧时间睡觉，恢复体力，准备明天的战斗，今晚还是由我来值班，如果有电报要发，我再叫醒你们起来，轮换着手摇马达（收电报时比较省电，使用蓄电池即可）。
在这个难得的静静夜晚，我静静地守在电台跟前，不停抽烟提精神，一支接一支地抽，这才发现挎包里装的偷我父亲的那条烟只剩不到一包了，我确实抽得太多太快了，短短几天就不知不觉抽了那么多烟，真有点后悔当初没多偷一条我父亲的烟，如果这时有人给我送几包烟，那我必定会好好感谢他一番。我突然想起，平时团副参谋长方泽洪等人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我“小精蹦”，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他们泸州的地方方言，是“人小精神足”的意思。可是这会儿，甭管“小精蹦”还是“大精蹦”，到底抗不住两天两夜一分钟都不合眼休息的紧张工作，我取下挂在土壁上的水壶，想喝口水提点精神，却发现水壶里连一滴水都没有了。我很生气，这是咋回事？因为我们部队在崇左火车站下车时，我在一个小卖部买了一斤白糖，给卫生员李伟全分了一半，各自装在水壶里灌满了开水，准备在疲劳时喝一点，以补充体力。我这几天非常节省地喝，，每次只喝一小口，没想到现在竟然一滴不剩，肯定是被谁给偷喝光了（后来冯毅承认是他偷喝的，几十年后他还为此事多次向我道歉）。没办法，我只好戴上耳机靠在坑道沿壁上，在半警醒半迷糊的状态下合上了眼睛，希望明天能重新“精蹦”焕发。
焕发我重新“精蹦”的时刻是在清晨时分，耳机里传来164师前指电台的喊话呼叫，要我立即把报话开关切换到收发报的开关，抄收一份加急电报。电报抄收完毕后，我叫人马上送到机要股。过了一会儿，宁股长来悄悄告诉我：“问题严重了，你们连和特务连昨天去村庄找粮食的事，被164师榴炮营告上去了。你刚才收的那份电报，是164师前指转发55军前指的命令，要求我们团彻查此事，有一句话的措词非常严厉，‘轻则撤职，重则法办！’你看这事闹的，不知道我们团里该怎样回复才好。”
我走进团指挥所想打探一下情况，看见所有人的脸色阴沉，杨副师长和李团长也是一脸为难的神情，同时还有十分焦急的情绪。为难的是这事该如何处理上报，焦急的是今天马上还要指挥新的战斗。最后决定，等把今天的仗打完后再处理违反战场群众纪律的事。
今天（3月3日）的主要作战任务是巩固扣当山主峰阵地，对山上及周边各区域已占领的所有阵地作进一步仔细搜索，彻底清剿龟缩躲藏在暗道里的漏网之敌，以消除残敌在夜间对我实施偷袭的隐患。
我回到电台，继续跟164师前指和前沿阵地的3个营指挥所保持联系。从9时左右开始，战斗激烈残酷，前方各指挥所不时传来报告，山上大雾迷漫，有人在搜索战斗中牺牲：2连班长白长银牺牲（24岁，追记二等功，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机炮3连战士刘宏利（21岁，追记三等功）；7连战士陈猛（20岁，追记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7连战士王明臣（21岁，追记三等功）；8连战士雷润荣（19岁，追记三等功，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8连战士董金祥（18岁，追记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8连战士郑涛（20岁，追记三等功）……
郑涛牺牲了？我吃了一惊，郑涛什么时候上去的？一了解，那个牺牲的郑涛跟我们连的郑涛同名同姓（443团也有一个郑涛），是四川武隆县人，才入伍2个月，牺牲时间正是他年满20岁的生日。我并不认识他，战前也没听说过他，但我心里还是感到很沉痛。
面对一个个战士牺牲的消息出来，团政委司先知急了，要求团政治处马上派人去各阵地拍点照片，写点战士的英勇事迹报上去，他说：“这几天我们团攻下了那么多的敌阵地，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士，这都要大力宣传出去才行啊，别让友邻部队只晓得我们违反了群众纪律！”
于是，政治处的副主任骆昌庚，宣传股的骆生加、王振营、孙宝仓、汪运动，组织股的朱德河、李绍山、刘日胜、杨金秀等同志纷纷出动，冒着被枪炮射杀的危险，去往各个攻占阵地收集部队的英勇战斗事迹。他们在扣当山上给主攻的1连和助攻的2连分别拍了在阵地上的合影照片。我在完全没注意的情况下，不知是谁把相机镜头悄悄对准了我们电台，抓拍了两张我们电台的工作照片。
冯敏 杨仕明 薛晓康
然而，在战场上还是要讲究“功是功、过是过”的基本原则，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之一，不能随意改变。我团虽然以战情通报形式上报了我们的战绩，但164师前指仍在催促我们上报违反群众纪律的处理结果，不然他们也不好向上面交待。团党委只好临时开会商议决定，给予特务连长张克田和我们通信连指导员陈德川，各记行政警告处分一次。并给164师前指回复：“对违反群众纪律的两名负主要责任的正连职同志，已及时作了严肃处理，并对我所属各部作了严格规定，决不再犯此类错误。”我觉得这个回复很有些“政工艺术”性，只说作了“严肃处理”而不说具体处理到怎样的严肃程度。此后，我再也没有接到55军前指追究此事的任何电令。
午后，云消雾散，太阳出来了，这是我团跨出国境线以来第一次见到明媚的阳光。扣当山上的枪声已停，1营指挥所传来报告，山上的残敌已基本肃清。李团长仍不放心，命令道：“为确保扣当山主峰万无一失，你们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还要继续注意观察敌情，以防出现个别的漏网之敌！扣当山主峰阵地绝不能丢！”
1营指挥所传来坚定回话：“请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
团指挥所里所有人的脸上都显出大松一口气的表情，杨副师长笑了，说：“好，要表扬他们，给他们立功！打仗嘛，就需要这股劲头！很好！”
我走出坑道，来到一个斜坡上脱下胶鞋，挽起潮湿的裤子，裸露着腿晒太阳。由于我患了严重的皮肤过敏症，两腿的皮肤上生出了许多红色小包，奇痒无比，我想晒晒太阳也许会好受一些。越南领导人黎笋曾在访问苏联时大放狂言，其中说过一段话：“我们丛林地带的潮湿气候，还有蚊子、老鼠、毒虫和毒蛇等，这些都是我们军队的战斗力。”我感觉说这番话的人似乎有过那么一点作战经历，这里的丛林地带果然潮湿又潮湿，蚊虫和毒蛇之类的也很多，对我们的身体确实会有伤害，但把这归为军队的战斗力也未免太牵强，只能体现出他过于“书生意气”的幼稚气质，根本无法统领军队取得胜利。
郑涛走过来在我身旁坐下，看来他精神挺好，我问他昨天下午去村庄找粮食的情况，埋怨他不该用抢打鸡，悄悄摸摸去鸡窝里抓鸡不就没多大动静了吗？这下好了，把陈指导员和张连长都给连累了。我问他：“你当时没想过遵守一点群众纪律？”
他理直气壮地说：“当然想过。本来我们去村庄里只是想找点大米，一看，大米麻袋上全都写的‘中粮’两个大字，这明明是我国援助给越南的，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把我气坏了，不杀他们的猪，不打他们的鸡才怪，也算出出恶气！不过，我看有一家的堂屋墙上挂着毛主席像，还有一家的堂屋墙上挂的是‘毛主席去安源’那张画，我就知道这家人是热爱毛主席的，所以我专门在门上贴了封条，不准其他战士进去。中越人民友谊万岁嘛！”
我歪着头认真端详他，突然觉得这小子还是挺可爱的，过去怎么没发现呢？便说：“没事儿，我只是问问，没有责怪你的意思。鸡肉挺好吃的啊，去吧去吧。”
夕阳映红了天边，特务连长张克田垂头丧气地走来，一屁股坐到我身旁不断叹气：“唉，薛副连长，我真他妈倒了血霉了，你瞧，辛辛苦苦打了这一仗，没立功也就算了，却捞了个处分，我说小老乡啊……”
我连忙摆手，开玩笑说：“别别，我父亲是河南人，我母亲是山西人，我属于杂交系列的，不是你的小老乡啊。”
他的愁眉顿时舒展了许多，也笑了，说：“不管咋说，咱俩也算是半个河南老乡吧，你得帮我证明一下，当时战士们要吃饭，首长叫我自己想办法，你是在场听见的呀。”
我说：“没错，我当时是在场呀。但首长没具体让你想什么办法，你也回答的是明白，明白，谁知道你明白了啥。这个我不大好给你作啥证明，再说我的证明也根本不管用，别人55军是要求‘轻则撤职，重则法办’，团里只给了你一个行政警告处分，已经算不错了。估计团首长对处理这事也非常为难，可以算是‘忍痛’给你和我们陈指导员的象征性处分，你就认了吧。”
他叹口气：“认了认了。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己想办法也是首长的命令，给我处分也是首长的命令，无条件服从呗。只是这次打完仗，肯定要让我转业，那我回到家乡后，别人见我在战场上挨了处分，还以为我是个孬种呢。小老乡，你说我冤不冤？”
我安慰他说：“不要紧，我们李团长和司政委都是爱护部下的人，知道你冤枉，等你转业的时候，说不定就把给你的处分给撤销了。”
他嘿嘿一笑：“有这种可能？”
我假装老练地说：“完全有可能。如果你要是牺牲了，那就更有这种可能了。”
他轻轻捶了我胸脯一拳，说：“老乡见老乡，背后戳一刀。”说完便伸展了一下懒腰，哈哈哈地笑着走了。
不一会儿，又走来一个人坐到我身边，是团直政股的股长贺川，他凑近我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通过这次打仗，我对你的看法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嗯？什么看法？什么大转弯？我一下没反应过来，愣在那里。
不待我问，他便站起来对我笑了笑，转身180度朝山坡下走了。
我不明白他对我有什么看法，后来也一直没有追问过他，只能像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那样，彼此理解在战火中结成的兄弟情谊。我想起164师前指电台跟我的约定，在今天18时以后注意抄收一份重要电报，于是我赶紧回到电台。
这份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命令我团2营于今日20时转隶443团指挥，参加攻占谅山市外围317高地、332高地的战斗任务。定于明日7时，首先准时向317高地发起进攻。
我对这个命令感到有点诧异，因为我团在战前已扩编至2200多人，兵力还算充足，除了1营目前担负巩固扣当山各阵地任务而不准调动之外，还有其他的兵力可用，但164师前指却偏偏对我团2营“独有情钟”，2营从3月1日受领作战任务后，在整个作战期间曾4次变换任务，2次转隶指挥关系。今日白天还在归490团指挥，现在又临时命令归443团指挥。但我不是部队指挥员，所以不能过问。战后，上面把这种情况总结为“根据战场上的实战变化情况，灵活机动地适时调整部署，实施及时果断的指挥。”
2营参加了攻打扣当山、攻占385高地、362高地、382高地的战斗，正在准备执行炸毁谅山城南昆八铁路大桥的任务，连续不断的行军和作战使2营指战员的体力消耗很大，非常疲劳，但2营长熊玉明和教导员魏胜利表示，坚决服从命令，立即率队及时赶到明日开始进攻的指定位置。
我要郑涛呼叫通知配属到2营的2瓦电台人员刘其远和王洪禄，一方面要跟443团前指随时保持联络，听从他们的指挥，另一方面也要向我团前指及时报告战况，因为2营现在虽然暂时不归我团指挥，但毕竟还是我团的在编所属单位，团首长们都非常牵挂。
332高地位于谅山市东南约4公里，北邻奇穷河，东依迷迈山，西靠谅山至河内的铁路，是控制铁路的要点。317高地至332高地间有18个高地，高地之间平坦开阔，多为水稻田地，不便部队隐蔽行动。防守之敌为越军327师155团的一个连及民兵部队，野战防御工事坚固，火器配置隐蔽，能构成明暗的交叉火网。铁路附近有越军的仓库和坦克修理所，周围有坦克活动。
我443团负责主攻谅山正东面的460高地，这个制高点的位置也十分重要，距谅山市约5公里，控制着谅山至禄平的公路，但尚不清楚防守之敌的具体情况，据侦查有一个加强连的守敌，防御工事坚固而复杂（后来得知，有的永久性防御工事还是早年我国派工程师帮助设计修建的）。另外在奇穷河的两岸沿线，还有越军的多个防御阵地（交由广州军区的两个团负责攻占）。
广州军区前指于当晚调整了包括我们148师炮团在内的几个炮兵阵地前移，准备明早发起总攻前向越军各阵地目标实施炮弹齐轰，以摧毁大部分进攻障碍，随后坦克部队跟进，配合步兵进攻，强渡奇穷河，攻占谅山市的南市区，决心将此战作为谅山战役的“收官之战”，必须速战速决取得胜利。
谅山市区分为南北两片，奇穷河的北面是新市区，南面是老市区。我在战后了解到，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之所以下这个决心，是他在3月3日这天被震怒了。因为在此之前，我东集团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谅山市的省府大楼、公安厅、邮电大楼、国际旅行社、奇穷河大桥头、机械厂、变电所等多个重要地方，以及越军141团团部等大小兵营和阵地，牢牢控制了谅山市的北市区。许世友司令员本想按照总部原先关于“不准打过奇穷河”的指示精神，就此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原地待命。但越南领导人黎笋还在吹嘘“谅山坚不可摧”，“中国军队没有占领谅山市”之类的话，甚至允许越军有的部队使用了生化武器，并且发表演讲：“同志们，你们知道……即使打上两年三年四年，他们仍然不能进入，每一个村庄都是这样，我们的方针是，每一个地区都是一个堡垒，每一个省份都是一个战场，我们将战斗，他们根本进不来……”
许世友司令员越听越气愤：“看老子能不能进得去！”但他还是有点顾虑，因为要“进得去”就必须请示军委批准才能行动。这时正巧军委发来了“争取自卫还击作战的更大胜利”指示，他看后立即按他自己的理解告诉司令部：“通知东集团，准备打过奇穷河，司令部迅速拟制作战计划，狠狠打！”
司令部根据这个指示连夜拟定计划，命令各参战部队奋勇前进，准备打过奇穷河，夺占谅山市南市区，而后向南再推进5公里，造成对越南首都河内市的威逼态势，撕下黎笋集团最后的一块“根本进不来”的遮羞布。
3月4日清晨，天气晴朗，我团指挥所的几个人早早就站在山坡上。虽然我团暂不能直接指挥我们的2营，但从大家的表情能看出对2营的牵挂。李团长等人时不时地抬腕看看手表，又看看前方。6时30分左右，突然传来一阵炮声，但马上就停了。李团长叫问问是咋回事，上级通令的总攻时间还没到，怎么就开炮了呢？一问情况，说是有个炮兵太紧张太兴奋，不小心炮走火了。
杨副师长苦笑道：“他娘的，我打过那么多仗，只知道有枪走火，头一回听说还有炮走火。”
6时50分，几个炮兵阵地对敌前沿阵地实施了整整10分钟的炮火齐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炮走火”，脚下的大地在震颤，前方浓烟滚滚，一个震耳欲聋的剧烈爆炸声从一座大型弹药库传出，耀眼的火光从此刻一直燃烧到次日夜晚。
7时整，我东集团的主力部队和坦克部队，以及我们军的443团、444团2营等参战部队，同时向敌各阵地发起攻击。担任穿插进攻、占领迷迈山的部队是80团的1营和3营，这是能否配合总攻部队围歼敌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十分艰巨而危险重重。他们11时05分控制了迷迈山主峰，歼敌155团6营营部和9连，击毙敌上尉副营长，提前完成任务。许世友司令员听了战斗报告后说：“80团首长决心正确，部队打得勇猛，应当表扬。在单独的方向上，打得这样就很不容易了。”
但战斗仍在继续，我团2营4连已经通过昆八铁路大桥，抢占了1号、2号高地，跟5连一样全部涉过了奇穷河，攻占了6、7、8、9、10、11号高地，以及最主要的332高地，掩护攻打谅山市南区的主力部队。6连攻占了12、15、16号高地，击毁敌坦克1辆，炸毁敌机械仓库1座。5连从332高地主动出击，攻占了14号高地，并派出2排前出阵地，伏击了正朝着8号高地的反扑之敌，毙敌24人，缴获各种枪支弹药和82迫击炮等武器，其他残敌仓惶逃窜，我2排无一伤亡，继续巩固已攻占的阵地。443团主力部队则攻占了460高地（距谅山机场12公里），随后攻占了谅山机场，并根据许世友司令员有关“片甲不留”的指示，对机场里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弹药（均为我国过去无偿援助的）等军事装备，予以全部炸毁。
至此，广西战区对越自卫还击的这场称之为“压台戏”的战斗，从今晨6时50分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18时，圆满实现了广州军区前指制定的作战计划。
5日零时，我团2营奉命撤至通连归建。2营指挥所向团部报告了战斗经过，团部的人既高兴又悲痛，高兴的是2营取得的战果，悲痛的是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一些战友：营部步话机员王觉礼（21岁，追记三等功，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4连排长冉思进（23岁，追记二等功）；4连战士闵成贵（21岁，追记三等功）；4连战士庞守利（22岁，追记三等功，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5连战士王政（19岁，追认为共青团员）；5连战士杨光星（18岁，追记三等功）；5连战士范加圣（20岁，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5连连长陈继红（30岁，追记二等功）；……
这些在攻占332高地战斗中牺牲的战士、班长和排长，我都不熟悉，只认识5连连长陈继红，他跟我同年入伍，比我大几岁，湖南省临武县人，长得很标致，是个帅小伙。我曾学他说的湖南话，他开玩笑说我学的像是标准“湖普”话，还可以。
临战前，陈继红的妻子带着几个月大的儿子来营房探望他。这对年轻夫妻结婚几年来，只在一起生活过短短的几个月。临别时，陈继红亲吻了儿子，嘱咐妻子：“等我打仗回来，我要献给你一朵光荣花。你也设个家宴，咱们共同庆贺胜利。军人的妻子，也应该像军人一样，坚强勇敢，时刻想着打胜仗。”妻子回话说：“放心吧，你多保重。我们娘俩等着你打胜仗回来。”
5连从3月1日在前线受领任务以后，已几次奉命改变任务，不断变换阵地，于3月3日20时接受参加攻占谅山南部咽喉317、332高地的任务。陈继红走到各班出发阵地去做战斗动员，并把自己的水和干粮送给疲惫不堪的战士。3月4日，他带领连队与4连、6连一起，连续攻占了10个山头，控制了14个制高点，攻占了317、332高地，为兄弟部队抢占谅山机场和火车站创造了有利条件。
12时10分，陈继红主动率队从332高地出击，攻占了14号高地及其西侧无名高地，以阻断逃跑之敌和敌坦克的退路。在击毙两名正爬上敌坦克人员后，陈继红不幸被敌坦克炮弹的几块弹片击中右胸部，小半个右上身被撕开，鲜血迸流，肠子拖到了地上。他在昏迷中短暂苏醒，向指导员陆中抠、副连长陈万生交待继续战斗的命令。还对卫生员和身边的战友们说：“不要难过，我可能……不行了，请转告……我的孩子志军，让他长大了……接班。当兵……保卫祖国……”
整个阵地上响起带着哭腔的“为连长报仇！”的高呼声，指战员们纷纷跃出战壕，愤怒地追歼逃窜之敌，有的打红了眼的战士甚至不愿接受敌人的投降。
3月5日零时，2营撤至通连的同时，我团指挥所开始转移阵地。我带领电台人员正摸黑朝前走，前面几十米远的地方突然传出一声枪响，随即听到一声呵斥：“别乱开枪！当心打到自己人！哎哟哎哟……在这儿在这儿……”
这是跟随杨副师长从师司令部来的张参谋发出的惨叫声，由于杨副师长的警卫员手枪走火，子弹打到了张参谋的腿上。李团长立即安排人员，把他急往团后勤卫生队回送（卫生队的队长是李思忠，副队长何远忠，军医雷启祥、胡永才、贾玉池）。我边走边想：“张参谋平时喜爱打篮球，现在腿被打伤了，不知伤好以后还能不能打篮球？如果可以打，也不能当球队的主力队员了，真是太可惜了。那个警卫员也真是的，转移下阵地还举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没必要嘛。”想到这儿，我不禁检查了一下我的手枪，看看关了保险没有。
夜里，我守在电台跟前，听到2营指挥所呼叫，报告他们没有丢掉一名伤员和烈士，请示派军医和担架队趁着夜色上去，尽快将伤员和烈士回送。
我望着远处还在熊熊燃烧的火光，惦记起我妹妹。因为我团卫生队原先是有几个女兵的，但在战前全部调到了师医院。据了解，除了我们师医院设在国境线内侧的20公里处，相对安全，但我妹妹所在的149师医院，却早已从西线方向越过了国境线，不知她现在的情况怎样了。
149师医院护士薛小翔 （薛晓康妹妹）
1979年 2月于越南柑糖战区
不一会儿，2营指挥所再次呼叫，报告目前部队的士气很高，特别是5连请战，坚决要求参加攻打河内的战斗，为连长陈继红报仇。为此，团指挥所商讨了一下，认为攻下最难打的谅山市后，通往河内的路线没什么天然屏障，基本算是一马平川，我们应该作好攻打河内的战斗准备。于是，杨副师长和李团长坚决地向55军前指请战。
要攻打越南的首都河内？此时我们并没有接到新的作战任务，但有所准备还是有必要的。我觉得事关重大，但不能向首长打听，唯一办法是悄悄收听消息灵通的“美国之音”，以判断一下当前的局势。我们15瓦以上功率的电台可以清晰收听到“美国之音”，但有严禁收听的纪律。早在1971年“9·13”事件发生时，某军的一个女报务员便在值班时收听到“美国之音”发布的新闻，她对别人讲后，引起军营里遍传“小道消息”。上级很快对她进行了严肃处理，并通报全军，引以为戒，再次强调报务人员严格遵守工作纪律。
可是，身处战场而急于想了解目前局势的我，已顾不上纪律不纪律了，反正我不会告诉别人，我们电台的人也不会揭发我，我只管仔细收听“美国之音”播放的一些有关河内的大致情况：
河内的邮电总局旁挂上了北部边界的大比例尺地图，上面标有进攻越南的中国军队的最新进展。火车站挤满了急于离开首都的人群。居民们在排长队抢购食品，储备日用品……
美国国务院已发表过声明，在亚洲共产党国家之间的斗争中，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不管在公开还是在私下场合，我们都要求中国撤军。我们否认苏联指控的卡特总统事先对邓表示赞成中国进攻越南……
谅山是越南首都东北部边防重镇，距河内仅30公里，就地形而言，其间已无险可恃，有铁路和公路直通河内……越南外交部定于今日召集各国驻河内外交使团，告知准备应付紧急事态，将提出几点建议……
看来越南政府已相当恐慌，已在做应对我们进攻河内的准备。但直到天亮后我们也没收到任何的作战命令，只收到上级要求我团加强巩固扣当山阵地的指示。55军前指表扬了我团积极请战的举动，并派人送来了一大卷1比5万的河内地形图。团指挥所的人都很兴奋，立即研究和标识图纸。
阴郁的天空下起了细雨，似乎是在向我们证实越军所谓的“潮湿也是战斗力”之说。从2月17日开始自卫还击作战以来的16天里，我军的强大战斗力已得到展示，随时可能作进一步更大动作的展示。不料我们没有等到这个机会，等来的是我国新华社广西、云南边防前线3月5日电：中国广西、云南边防部队被迫对越南侵略者进行自卫还击，已经达到预期的目的，现奉命自1979年3月5日起开始令部撤回中国边境内。
新华社奉我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允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宁的边界。我们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正义立场，将受到越南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的尊重。我们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不得再对中国边境进行任何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中国方面保留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利。
我们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当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再次建议，中越双方迅速举行谈判，讨论确保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并进而解决有关边界和领土问题的争议。我们诚恳地希望越南方面对此作出积极的响应。凡是有助于保障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解决有关争议的建议，中国政府都愿意予以认真考虑。
中越两国人民具有传统的友谊。这种友谊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同越南人民的这种友谊。虽然近几年内这种友谊受到令人痛心的破坏，我们仍然殷切地希望它得到恢复。我们希望越南当局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停止反华仇华政策，使中越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我们相信，中国的这种积极的假设性立场，必将得到国际上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同时，我们希望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采取措施，促使越南当局立即停止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动，并将其入侵柬埔寨的全部武装力量撤回本国境内，以利于东南亚和亚洲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这个声明刚一发表，黎笋集团狂妄自大的尾巴便又翘起来了，认为这是我国“服输”的信号，立即发布全国总动员令，要求男性从18岁至45岁，女性从18岁至35岁的所有公民条件具备者，都要参加民兵游击队、民兵自卫队的队伍。并命令越南的1军和2军反攻谅山市，但被这两个军的指挥官以“河内防御为主”的理由推托执行该命令。
无论越南当局眼下是何态度与有何动作，我军都按军委命令班师回营。正如邓小平对外国记者说：“我们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所有参战部队从同登、谅山、高平、七溪、老街、柑糖等地区开始陆续撤军行动。
我团领受任务，掩护从谅山市方向回撤的各部队。这个任务十分重要，也十分艰巨。因为扣当山不仅地形复杂险峻，并且延绵了长达5公里，在此范围内很难确定某个地点还有无个别隐藏的漏网之敌。为确保各回撤部队的绝对安全，李团长命令所属各连对扣当山再进行仔细搜索。果然，1营指挥所报告，在搜索中发生战斗，1机连副班长贺登山牺牲（20岁，追记三等功）。
广州军区派了车队去谅山市区，拉回一些我国曾经援助越南的重要物资，但由于物资的数量多得惊人，远超出我们的预想，逐下令将无法装运的大批缴获物资就地销毁，并拉回了一批俘虏。
3月6日和7日，由于我团仍然牢牢控制着扣当山，所以从山下公路回撤经过的部队人员、军车和坦克，基本全是放心大胆地在白天安全通过。
3月8日，配属1营指挥所的2瓦电台人员报告，前面的部队已回撤完毕，1营开始掩护正在通过山下公路回撤的443团。我一听，激动了，决定去公路边迎接一下。确切地说，是迎接443团的通讯参谋郑涛。他跟我同岁，比我晚一年入伍，也是“后门小兵”。别看他白面书生样，但性格刚硬。有一次部队附近有座工厂搞建设，他被指派带些战士前去“助民活动”，以表“军民鱼水情”。当他发现有两个日本技术员在现场，顿时怒火万丈，因为他爷爷当年就是被日本兵给活埋的，他从小心中就埋下对日本鬼子的仇恨火种。厂长一看情况不妙，连忙解释说，这两个日本技术人员是厂里请来指导操作机器设备的，给他个面子，不要发火。郑涛不听解释，命令兵们整齐列队，他亲自指挥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把厂长弄得面子全无，日本技术人员也十分尴尬。一段原本好端端的“军民鱼水情”，就此演变成一段“仇恨鬼子情”。
郑涛（443团）薛晓康
我俩关系很好，我曾多次到他家作客并留宿，他父母很喜欢我（他父亲是老八路，时任温江军分区副参谋长），一定要认我当干儿子。他一直暗恋我们师医院的女兵范志萍，我主动当“月下老人”为他牵线搭桥，还跟他一起认真泡制了多封情书，全由我像地下工作者那样传递，终于有一封类似中篇小说的情书打动了范志萍，跟他确立了恋爱关系。我很想知道他在战场上的情况，别负伤或牺牲了。
148师医院护士范志萍
1979年1月于崇州营房
此时烈日当头，气温骤升，我腿上的小红包正在扩散，茁壮成长，腹沟部的淋巴胀痛，但我顾不上了，匆忙跟杨仕明交待了一下，然后捡了根木棍拄着走下山坡，站到公路边在回撤队伍里寻找郑涛的身影。
443团司令部机关的人走来了，我一眼看见了郑涛，赶紧迎上去，激动地跟他来了个“总理式”的使劲摇晃握手。我说你们团炸毁了谅山机场，功劳很大，这回你可以立功去跟范志萍报喜了。他说别提立功了，不挨个处分就算不错了。我问他是否也违反了群众纪律？他说不是的，是他们侦听到越军阵地的一部电台在不停呼叫喊话，经过翻译，将喊话内容写成一份文件，他坐着偏斗摩托赶去交给在前面行进指挥的团长朱成友，不料摩托在半道没油了，他和摩托驾驶员情急之下持枪拦截了一辆军车，气势汹汹地强迫军车驾驶员给摩托加满了油，然后急驶而去。谁知坐在那辆军车上没吭声的那个人是55军后勤部副部长，上面很快追查到郑涛，暂时未作处理。他委屈地辩解，谁知道对方是哪级首长，因为大家穿的军装全都一模一样（战后有关部门向军委建议恢复军衔制，以便在战场上相互识别，也可以增强指挥员各司其职的责任感）。
我说没事，问题不大，只要活着就挺好，这次回去你跟范志萍抓紧结婚吧，我要参加你们的婚礼。他一本正经地说他也会参加我的婚礼，到时要送我一台“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当时这种收音机稀缺贵重，需要专用票证才能买到）。他问我在战场上的情况，我说等以后再聊，现在只感到肚子饿。他赶紧从挎包里拿出一块压缩干粮，我接过来刚咬了一口，一位摄影干事过来说给我俩拍张照片，443团通信股长和另一位参谋跑来叫道：“我也要照！”我说“来吧来吧”，于是我们4人在公路边合了个影。
左2郑涛 左4薛晓康
1979年3月8日于凉山公路边留影
回到电台后，炊事班送来放了盐的稀饭，我正想埋怨张副指导员是怎么带的炊事班，好几天都没送上来一碗象样的饭。这时有个炊事兵递给我两盒“春城”牌香烟，说是后勤处送上来的，每个连队都分的有，张副指导员特意交待这两盒烟是给我的。我高兴坏了，因为我的烟已抽完，开始在战壕里四处捡烟头抽。很快，又有战士跑来给了我两盒“光荣”、“黄金叶”香烟，我问后勤处送来的烟里有没有“中华”牌的？他们说没见着。我说没事，这也挺好的，只要能冒烟就行。有个兵说他也抽烟，但不象我抽得那么厉害。我说抽烟可以用来防蚊虫和毒蛇，对他们表示感谢，给予口头表扬一次，但不能送给他们“红灯”牌收音机之类的东西，只是把我“缴获”的越南邮票分送给他们，以资奖励。
3月9日，烈日高照，仿佛到了酷夏。我连续收、发了好几封电报，徐参谋长和鞠股长时不时地来电台看一看，他们神情焦急，因为那些电报基本都是后方慰问、各部作战经验教训之类的战情通报。至于我团回撤的时间和路线，以及敌情和注意事项等内容的电报全无。
傍晚，有风吹来，天气凉爽了许多。我突然收到164师前指电台的电讯信号指令，改为“用话”，我立即执行，只听耳机里传来急促的呼叫喊话：
“35拐（7）！35拐（7）！……”
“我是35拐！我是35拐！”
“35拐，现在首长跟你通话！”
“是！我马上去叫我们首长！”
“不用去叫！不用去叫！你认真听！”
“是！请首长指示！”
“你听好，从现在起，你部停止发送电报！停止喊话！不准呼叫！开始无线电静默！但要保持通讯畅通，每分每秒都不能断，随时接听呼叫讯号，抄收重要电报！听明白没有？回答！”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好样的！完毕！”
当我喊完“我保证完成任务”这句话后，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多少有那么点“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意味。这是我在战场上喊的最后一句话。
我把电台上的这个频道的度数刻盘牢牢锁住，叮嘱电台人员谁也不要动，然后向团首长作了汇报。可是，从此刻一直等到大天亮，也没等来任何呼叫讯号。
整个夜晚我都不敢有丝毫懈怠，除了偶尔出战壕去解个小便，时刻都守在电台前，开机戴着耳机休息。空气中弥漫着浓烈刺鼻的腐尸气味，这气味中包含了从我身上散发的腥味。我两腿上的红包已丰满成熟，变为一个个晶亮透明的水泡，一些水泡经裤子摩擦破皮，黄水淌溢，最痒处无法抓挠，只能轻柔并用抄电报纸擦拭黄水，任由腐肉般的恶臭气味自然散发。卫生员李伟全给我吃了消炎药片，但他不敢处理，说是这里不具备消毒条件，弄不好不仅会因感染而使皮肤彻底溃烂，还会因黄水沾到其他兵身上而引起集体感染。也许是他说的有医学道理，也许是他的医疗技术不过硬？看他跑上跑下的挺辛苦，我也只好对他点头认可，独自忍着。
3月10日，天已大亮，依然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远处不断传来阵阵爆炸声，其中有越军的零星炮击声，更多的是我们部队在炸毁已占领的越军坚固工事和销毁大量武器弹药的爆炸声。
然而，此时我仍然没有收到任何呼叫讯号，但我只能严格遵守上级“不准呼叫”的命令。我连的排长郑涛突发奇想，依据电影《南征北战》的那句台词“没有动静就说明快了”的意思断定，回撤命令很快会下达。他开始忙着在团指挥所附近的山腰处挖坑，埋放了多个手榴弹，用绳子把导火索牵在一起，并把绳子引出来用土掩盖，他认为这样可以炸到回到此处的越南兵。这个情景被冯毅看见，吃惊地叫道：“团指挥所和警卫排的一些人还在山坡顶上，万一撤离时要经过这个地方，那不是要被误炸了！”
郑涛排长喜爱电影《地雷战》里的一些情节，想亲手摹仿一下，这无可厚非，但这样做也太鲁莽，幸好被冯毅及时提醒制止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我团的1营作为全团的断后掩护部队还没从扣当山阵地上撤下来，2营也还在前面，万一他们要经过这里被误炸了，那损失可就太不值当了。团指挥所命令特务连的人到附近掩埋被炸死的牛、猪等牲畜，大家都在收拾行装，做好回撤行动的准备。
徐参谋长在傍晚时分又转到电台来问有无什么情况，我说还没有情况。他摇了摇头，抬腕看了看手表，失望而焦急地走开了。我相信，55军绝不会把我团给忘了，早晚会呼叫我台的。
19时55分，我终于听到164师前指电台的呼叫讯号，我顿时精神超级振作，赶紧回应，并在一片电子干扰噪声中专心抄写电报。这份电报的报文很长，有600多组（每组4个数码），我抄收完后立即给了收据，对方让我检查确认一下有无需要重复再发的哪组数码，我又被惹急了，怎么到现在还不信任我？我又用勤务用语急促连发了几遍“给收据、给收据……”对方表示赞扬，让我继续保持无线电静默，注意随时听呼叫。
从我抄收这份电报到机要股译出电文内容，用了近一个小时。我在猜想这份电报是什么重要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跟我团回撤的行动有关。果然，机要股的黄参谋拿着译好的电报跑来电台，他气喘吁吁地探着头朝我小声叫了一声：“回撤命令来了！”不待我反应过来，他已朝山坡顶上跑去。
我看着黄参谋的背影，不禁笑出声来，他应该先去把电报译件交给杨副师长和李团长才对，怎么先跑来通知我？可见他的心情有多么激动，并且对我们电台的认可度极高，大概对我的看法也是属于180度的大转弯。
我叫电台人员马上撤收铺在地面的梯形天线，电台改用便携式鞭状天线，撤收手摇马达，背上保持开机状态的电台，收拾好个人的行装和检查携带的武器，准备回撤行动。
李团长用2瓦电台向所属各部下达了回撤命令，并要求部队在行进中保持肃静，提高警惕，严防敌人半路偷袭。
3月11日凌晨0时40分，团指挥所人员正式开始回撤出发，队伍行进的速度非常快，月光下的银色路面比较好走，不象我们来时在雨夜里行军那么困难。我腿上遍布的水泡愈发灿烂，为避免被裤子摩擦，我挽起裤子的下半截，但大腿上的水泡却免不了被摩擦，真恨不能脱了裤子裸奔行进。卫生员李伟全想搀扶着我走，我烦躁地推开他：“别碰我，当心传染你。快跟上！”
冯毅背了4颗手榴弹，越走越感觉沉，但他不能扔掉，必须背着，因为不知路途中还会不会发生战斗。正如他在战前说的那样，“跟敌人同归于尽”，而这4颗手榴弹的作用，就是如果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全部电台人员都会毫不犹豫地跟敌人同归于尽。我看见徐参谋长急步从我身边过，我问他：“不是说部队交替掩护回撤吗？我们都掩护其他部队回撤好几天了，怎么这一路都没见谁掩护我们呢？”他小声而严厉地说：“别乱说话，注意影响！”
好在这一路还算顺利，没有发生战斗，经过整整6个小时的急行军，我团指挥所人员于清晨6时47分撤回到我方国境线内侧。大家看着初升的太阳，心情格外畅快，感觉空气都变得无比清新，没有硝烟和腐尸的气味。
无线电静默解除，55军前指命令我团继续回撤行进，于9时30分到达广西宁明县岽门（北山的前面，是集中掩埋牺牲烈士的地方）。我们在烈日下的山坡上就地休整，各个炊事班都在忙着做饭，这是我们这十多天来第一次吃上了热饭热菜。我吃完饭后，再也“精蹦”不起来了，横躺在公路边沉沉睡去。我不知睡了多长时间，猛听到一声喊叫：“就是他！”
我睁眼一看，是徐参谋长，他身边还站了几个干部，都笑着在看我。我赶紧起身，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徐参谋长介绍说：“这几位是55军的首长，他们为你请功，想来看看你到底是谁。”
有位首长握了一下我的手，笑眯眯地说：“在我们作战的这一线，无线联络时断时续，只有你们这一部15瓦以上功率的电台，始终保持了每分每秒都没断联络，不简单啊，当然要为你们电台请功！”
我立正敬礼：“谢谢首长鼓励！”
徐参谋长笑着用手点了点我，说：“等回去再给你立功，好好干。”说完便跟几位首长看望其他部队去了。
19时，广州军区派来车队接我们，当汽车启动时，我才注意到不远处的一片山坡垒起了一座座新坟包，有战士和民工还在用担架往那里抬烈士遗体。我心里一沉，感觉夕阳在滴血，禁不住在泪眼濛濛中暗自下了个决心：“我这辈子都不当官，一定要实现我从小想当作家的理想，写写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想到这里，我耳边猛想起《怀念战友》的歌声：“啊——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和蔼的脸庞；啊——亲爱的战友，你也再不能听我弹琴，听我歌唱……”顿时，我的泪珠冲破眼皮涌了出来……
我坐在驾驶室的副驾驶位置上，驾驶员问我这是怎么啦？我说没事，接着便打起了瞌睡。驾驶员一把推醒我：“你可不能睡，我们汽车团来来回回又是拉人又是拉物资，我已经3天3夜没合眼，实在吃不消了，你一睡着，我肯定也会睡着，这太危险了，车厢里还有那些兵，你我都坚持一下，打起精神，摆摆龙门阵，讲讲你的战斗故事。”我说没啥故事，也没精神讲。说完又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也许驾驶员很理解，一路上再没叫醒我。
迷迷糊糊中，有一段路上有老百姓夹道欢迎，他们敲锣打鼓、送糖水和鸡蛋，这个场景只有以前在电影里才见过。车厢里的那些战士很兴奋，跟老百姓挥手招呼，接过老百姓硬塞给的一些慰问品。已经开始发高烧的我强打精神，向车窗外挥了挥手，叫驾驶员不要停车，然后接着睡过去了。
12日凌晨1时30分，我们到达广西崇左县罗白公社。在一个大仓库里和大院坝里，堆满了各连队在战前轻装时留下的行李，都是由汽车团从国境线上帮助拉回来的，由于没有按单位分开摆放，大家寻找个人行李的现场显得混乱。有些无人领取的行李无疑是伤亡人员的，由团政治处负责收拾整理。我们电台的战士顾文秀气得在那儿直跺脚，因为他放在背包里的女朋友照片不见了，旁人对他好一阵安抚：“你回家以后还可以问女朋友再要一张嘛，总比那些永远回不了家的烈士强吧？”
这时我大腿内侧的淋巴结肿痛难耐，行走困难，卫生员李伟全搀扶着我去找公社卫生所，街上的那些壮族男女老幼指着我惊呼：“看，伤兵！伤兵！”我知道，真正的伤兵已送到医院，别人在这里只能看到我这一个不算伤兵的伤兵，因此受到特别关注。他们很热情，簇拥着我和李伟全，给我俩引路去到卫生所，并叫来了医生。
灯光下，我两腿上密布的大小水泡反射出晶亮透明的光泽犹如精湛的水晶玻璃工艺品。医生小心操作，拿注射器把一个个水泡里的黄色脓液抽出，敷上自制的壮族消炎药粉，用纱布包好，然后给我打了一针青霉素，还给我拿了一些白色大药片。当我和李伟全往回走时，听见有群众还在议论：“啧啧，这个伤兵太惨了，两条腿都被打烂了，越南兵是用啥武器打的？……”
我们连分在供销社里住，各个房间里都没有床，地面铺满了干稻草，这比住在潮湿阴暗的猫耳洞里舒服太多了。我们电台跟我们148师电台恢复了联络，我放心地把电台工作全部交待给杨仕明，他的身体已完全恢复，我告诉他不要松懈，加紧带电台人员进行野外训练，因为随时有重返战场的可能。梅连长已安排有线通信排给各单位架设了电话，叫我安心修养。接下来的好几天，大多时间我都在连部的房间里晕沉沉地修养，也许是广西的水土和空气好，也许是医生的壮族消炎粉好，总之我已渐渐康复，双腿上结了许多象征不久就会自然脱落的痂。
148师后勤部送来了夏季新军装，我们每人领了一套。师防化连派来消防车给大家洗澡消毒，我不去，担心我腿上刚结的痂被洗坏了。连着好些天，电影组每晚都来放露天电影慰问，我也不去看。中国歌舞剧院来慰问演出，有王宝珍、郭兰英等著名演员，我仍然不去看。当前我的主要心思是如何养好我的腿，担心我腿上的痂不是自然脱落，而是被裤子摩擦硬生生脱落，那不仅会有再次感染的风险，还会影响腿的皮肤美观，这至少会让我不得不降低一点择偶标准。
“不标准”的事情很快发生了。徐参谋长和鞠股长来找我，给我发了一枚三等功军功章。我仔细看了一下，军功章背面刻的字是“广州军区”，我开玩笑地说：“这不大标准，不是总政治部制作的，并且没有立功证书。”
徐参谋长说：“行了，你小子，等以后回到营房会给你补发的。我跟鞠股长看了你们电台写的战斗总结报告，那才真的是不标准，人家55军为你们电台请功，你们怎么会把报告写成这样？”
鞠股长严肃地说：“你别撒手不管电台的事了啊，你马上亲自动手，写标准点，详细点，抓紧时间写！”
是谁写的战斗总结报告？我咋不知道呢？一问，是冯毅写的。我二话不说，连夜写。好在我从小喜爱作文，写得还算较为通顺标准，一早交给了鞠股长。
没过两天，徐参谋长派人把我叫到团部，向我介绍他身边的一位干部，说是总参通信兵部的首长，来看望各部队的通信单位。那位首长亲切地看着我：“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猛一看上去像个新兵。”
徐参谋长说：“别看他年轻，他已经是有整整10年军龄的老兵了。”
首长说：“哦，这么说你是后门小兵吧。我们通过机要部门，查了你们战斗期间的来往电报数据，你个人的工作量占了你们电台的百分之九十六，不简单呀，你都没怎么睡觉休息，讲讲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有点紧张地说：“主要是……是精蹦。”
首长不解地问：“精蹦？没听说过。啥意思？”
徐参谋长说：“就是精力旺盛的意思。”
首长哈哈大笑：“好好，知道了知道了，这词儿挺新鲜的。嗯，你们的战斗总结报告写得不错，我们要编到战例里去。还有，通过这次战斗，你对通信工作有没啥好的建议？”
我想了想，说：“有两点不成熟的建议供首长参考，一是对报务人员的服役年限，不能作硬性规定为3年或者5年，我认为至少应该在6年以上。二是电台的配置，团级单位应该配置150瓦功率的电台，15瓦电台应该配置到营、连单位，2瓦电台应该配置到排级单位，甚至配置到班级单位，步话机可以配置到各战斗小组，这样才能使各级指挥员跟战斗员更好的保持联系。”
首长沉思了一下，说：“你的建议可以考虑，我们会向上面汇报。至于能不能具体落实，我们说了不算，装备编制问题不归我们管。再有，据55军反映，你抄收电报时几乎都不要求重复，一遍就给收据，这很难得，讲讲你在抗干扰方面有啥诀窍，你们当个经验推广一下。”
我说：“其实我也没啥诀窍，敌人使用的干扰形式，除了在用话时的喊话干扰，一般是在用报时施放电子噪声，最多的是施放几种不同音调的发报讯号声。我应付的方法也较简单，是把我要接收的讯号捕捉准确后，把这个讯号的音调当作一种特殊的音乐来听，带些哼唱兴趣来抗干扰抄收电报，这样就比较容易一些了。当然，这个所谓经验只适合我个人，恐怕不好推广，因为谁都知道，不是每个报务人员都爱好音乐。”
首长乐了：“哈哈，你说的也是啊，看来，报务人员有点音乐爱好还是蛮实用的。带着乐感在干扰声中抄收电报，有意思。”
徐参谋长也乐了：“我看这小子应该是块文艺兵的料，走错门当了报务人员。好了，你先回连队吧。”
我没有先回连队，而是去到团部临时驻在公社的一间会议室，李团长和几位机关干部正在里面商讨一份战况电文，因为55军和我们50军的首长都在催要。我不便进去，站在门边旁听（偷听）。该电文的主要内容是我团的人员伤亡情况，还有毙敌、伤敌、俘敌的人数，缴获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炸毁敌重要设施，以及攻占敌阵地的各个坐标编号等数目。李团长问：“这个伤敌的数目是怎样统计出来的？”有个干部回答，是下面连队大致估计报上来的，其他友邻部队也是这样上报的。李团长说：“毙敌和俘敌的数目有据可查，但伤敌的这个数目不能按估计来上报，不然就成谎报战果了，把这个伤敌数目去掉……”
我很敬佩李团长实事求是的严谨作风，击伤了多少敌人确实不好统计。后来我问了一个从扣当山阵地下来的人，他说是从望远镜里观察到的，有越南的老百姓抬着和背着伤兵逃跑的，但我们怕误伤到老百姓，所以没有打，也没有追击，主要完成拿下敌阵地的任务就达到目的了。我想想也是，杨副师长都说“咱们就给他来个赶羊战术”嘛。
转眼间到了3月底，太阳烘烤着大地，也把我们电台人员的住房烘烤得无比热烈——50军通讯处的阮处长来电台慰问，随后给电台送来一面“荣立一等功”的锦旗。鞠股长来叫我去参加电台人员合影，我不去，我跟他讲，我在战场上对电台人员说过“功劳都是你们的”。其实，此刻我还有更急迫的事情要赶着去做，因为我听卫生员李伟全说，附近有一个乡村小邮电所，前些天有许多人都去那里给家人发了报平安的电报。我抱怨他：“怎么不早告诉我呢？”他赶紧带我去了邮电所，一问工作人员，太好了，这里居然可以打长途电话。电话是我母亲接的，她很高兴，追问我姐夫的情况，我说不清楚。我母亲告诉我，我姐非常担心，跑到50军驻成都的留守处去查阵亡人员名册，留守处的人说下面各部还没报上来，因为50军的各师各团级单位都分别配属给了别的军，军长张志礼正在大发牢骚：“我都成光杆司令了！”（150师448团在回撤时路线错误等原因，遭遇越军伏击，损失很大，具体伤亡人数尚未统计。战后总结经验教训时提到，临战时将一个成建制的野战军拆散，把所属各部全都分别配属到其他并不熟悉的部队，给指挥员和战斗员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难。）
15瓦电台集体一等功
我母亲说话的语气很急：“你妹妹所在的149师在云南方向作战，也没消息，你爸也不准我问，先不管她。你姐夫跟你在一个师，你总该关心关心吧，关心他就是关心你姐，你抓紧去打听一下，打听到了马上打电话回来！臭小子，听见没有？”
臭小子让母亲不要着急，这就马上去打听。我带着李伟全走了较长的一段路，四处寻找师工兵营休整的驻地，碰见一个师直属队的人，我向他打听情况。他说工兵营离这儿还远，听说工兵1连翻了车，不知道我姐夫受伤没有，但可能问题不大，因为现在442团还守在边境的骑缝线上，443团也在前面，我们444团是作为预备队原地休整待命，我姐夫已经带工兵1连到442团前沿阵地排除地雷和修筑工事去了，目前情况不明。
臭小子只打听到这点情况，不好向母亲交待，只好作罢。我失望地回到我们连部住的供销社，只见供销社的几个人正在宰杀一条大蟒蛇，说是慰劳我们连部的人员。
晚饭时，我们连部的几个人跟供销社的人在一间屋里席地围坐，有人端来一大盆蟒蛇肉，肉质雪白细嫩，我从没见过，也从没吃过。又有人端来一大盆满满的黄色米酒，大家按当地壮族的风俗习惯，用木勺子一勺一勺地不断相互敬酒。不知怎么，我在这欢声笑语的氛围中，突然想到我团牺牲的49位战友，心里顿时感到一阵难过。尽管大多数牺牲战友我并不熟悉，但他们毕竟都是跟我同一个战场上的生死兄弟，我忍不住边喝酒边落泪了。米酒的度数不高，我越喝越多，干脆放下木勺子，用木碗盛满酒，想借酒劲来压一压悲痛的心情，恢复为胜利而干杯的欢快情绪。我一碗接一碗地喝，谁也劝不住，直到醉得不省人事，我吃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是怎么回到稻草地铺上的，一概不知。
第二天，睡在我身旁的卫生员李伟全告诉我，昨晚是他把我送回来的，说我当时喝醉呕吐了，嘴里只重复一句“我没指挥好”的话，边喝边说还不停流泪，最后掏出了手枪，把在场的人全都吓坏了，他只好按梅连长和陈指导员的指令，强行把我架回来了。
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有这种表现？简直没酒量没风度，那么上好的米酒和那么美味的蛇肉全吐光了，太可惜太浪费，辜负了壮族群众的一片热心，还掏枪把别人吓得不轻。更有什么“我没指挥好”的胡言乱语，我有权指挥吗？简直莫名其妙，我昨晚的表现实在太丢人现眼了。
我最为丢人现眼的表现，出现在5月12日，这是我团从广西撤回到四川崇庆营房的日子。当我们这个梯队乘坐的闷罐火车到达成都火车南站时，外面马路两边列了长长的欢迎队伍，群众手持标语、小红旗和鲜花，等待见到我们出站时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之类的口号。
指战员们在站台上忙着整理行装和军容风纪，陆续登上汽车，我却执意留在后面，等我们连唯一的偏斗摩托从火车上卸下来，然后我坐在偏斗里，在胸前佩戴好广州军区颁发的军功章，一路微笑着向路两边夹道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嗯，效果不错，不断有很可爱的男女少年在女老师的带领下，追着向我抛来一条条红领巾。我就这么心情舒畅地行进了几十公里，到了已经没有欢迎人群的郊外路段，旦凡见到有在路边注视我的行人，我也要朝那人挥手致意。有的行人笑着挥手或点头回应我，也有的行人愣神地看着我，完全没反应。我并不介意，依然要朝那人挥挥手，以表达凯旋而归的喜悦心情。为了向更多的行人挥手，我让驾驶员范荣碧开慢点，有意落在车队的最后面。直到偏斗摩托快驶入营房大门了，我似乎还意犹未尽，不想放下我早已挥累了的手臂。
几年以后我才猛然意识到，我当时的那个表现有多么的丢人现眼。我团荣获“战斗英雄”称号的毕振河，立了一等功的丰贵明、叶明清等功臣，他们都是规规矩矩坐着汽车回到营房的，没有谁象我那样。后来我每每回想起来，总会羞愧脸红，我怎么会那么爱张扬？那么爱虚荣？完全毫无道理的精蹦，令我自己都感到恶心。
回到营房整理好内务卫生后，我的虚荣心以弧线旋转的方式上升。我把红领巾分给一些战士，匆忙旋转到连队的猪圈，因为按野战部队的传统要求，平时连队的后勤工作由副连长负责。我看见猪们长得膘肥体壮，几头猪崽经过近三个月的时间，已经变得油光精蹦，宠物般可爱。我表扬了留守的炊事员，象征性地给予口头嘉奖一次，并告诉他，在连队晚点名时我还会当众对他多夸奖几句。
这看上去是在鼓励炊事员，实际上我是在心里盼望司政委或哪位首长来检查工作，我一定要带首长去参观我连的猪，向首长表示我这个副连长还是很称职的。可惜没有哪位首长来，他们根本顾不上。
团部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接待安抚牺牲人员的来队亲属，到医院慰问受伤的指战员，做裁减部队人员的退伍返乡和评残等工作，司、政、后机关的人成天为此忙得晕头旋转。地方民政部门的人也来营房慰问并收集意见，我们收到关于“烈士家属抚恤金发放标准”的文件：
师 级：700元
团 级：650元
营 级：600元
连排级：550元
班战士：500元
民 兵：470元
大家看了都默不做声，不愿发表意见，却有442团特务连的肖排长提出意见：“一个活生生的年轻战士为国作战牺牲了，抚恤金只值一头肥猪，连一头牛也买不到，至少给烈士亲属一至两千元才勉强合理。” 不料此话一出，政治部门的领导把他狠狠批评训斥了一通，这下大家更不敢提啥意见了。我听副师长刘国生说：“电影这个东西也害人不浅呐，有的连队学着电影里演的那样，举着红旗往上冲，这不是给敌人指示射击目标吗？造成无畏的伤亡。”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师的哪个连队。
团政治处给了我一枚总政颁发的三等功军功章，一枚参战纪念章和一本立功证书，还有一张立功喜报。我很高兴，把这些东西跟一些药材包在一起。药材是蛤蚧和罗汉果，是我在广西崇左县罗白公社供销社买的。因为我父亲患有肺心病，我想把蛤蚧和罗汉果送给他，以表“解除误会，增强团结”的父子情，也算是向他道个歉。
我正收拾东西想请假回趟家，却接到一个任务，全师裁减下来的广东籍退伍兵由我负责送到广州。当我准备带退伍兵乘车离开军营去火车站时，见到了前来送行的我姐夫，因为这些退伍兵中有十多个是工兵营的。我赶紧问他：“你怎么到现在也没给我姐打个电话？也不跟我联系。听说你还翻了车，受伤没有？”
他说：“别提了，我坐的车是2月16号早上8点翻的，也就是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的头一天早上。十多个战士都受了伤，主要是被车上装的工具和器材给砸伤的，我是脑震荡，头都是晕的，幸好车被一根电线杆拦了一下，侧翻滚了两圈栽到一块稻田里，不然就掉到万丈深渊去了。师长邹本珊过来看了看，只说了一句‘轻伤不下火线！’就往前走了。营长孙国仁和我把受轻伤的战士分别转到其它车上，继续往前赶。那段路真他妈的邪门，象是活见了鬼，后来又有其他单位的3辆车也在那个转弯处翻了。当时天上在下小雨，雾也大，驾驶员又紧张又疲劳，我没责怪他。”
朱龙兴与儿子
1979年5月
我说：“那你算是福大命大，必有后福。”
他说：“我差点连后福都享受不到了。我们连去排雷，那些雷的型号五花八门，幸好我们平时训练过，都能识别对付，为保险起见，我先示范排了一颗雷，一看，是我国生产的59式反坦克雷，气坏我了，这都是曾经为了‘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无偿援助给他们的，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用我国援助的武器来打我们。越军很会游击战和地雷战，晚上摸到公路上又埋了雷，把运送伤员的车给炸了，师部命令我们连去排雷，离我身边不远的一个工兵被炸死，我心里难受得不行。这样，我们以后再聊，你先去送兵，放心啊，有几个广东籍退伍兵是我的贴心豆瓣，我跟他们交待好了，你在途中有啥事可以跟他们讲，他们会两肋插刀帮你。”
我说：“那谢谢了，你快去给我姐打个电话，要不我帮你打？”
他一脸老练沉稳状，压低嗓音说：“千万别打。你看啊，我立了三等功，我们连立了集体一等功，这我都不忙着给你姐报喜，故意让她着急担心，这样以后她就会对我更加的好。”
我愣愣地看着他，说：“哦，我现在对你的看法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他问：“什么看法？乱七八糟的。”
我说：“我过去看你这人挺厚道的，没想到你还有这么贼的心思，简直太贼了。不过，你想的也有点道理，随你的便吧。”
这时，一些战友和退伍兵还在相互道别，有个师部机关的干部把我叫到一棵大树背后，悄悄往我的挎包里塞了一个白布包，包里有三千块钱和一千斤全国通用粮票。他交代说：“万一途中有谁丢了钱找你闹，你就按实际退伍费补给他，不用写条签名，你记好就行了，但不能让其他兵知道，否则这点钱和粮票你根本处理不过来。你到广州把退伍兵的档案交给民政部门（有的兵是自带档案），不要逗留，尽快乘飞机返回来，可能还有另外的任务给你，是好事情。记着把你的差旅费留好，回来后实报实销。”
我此前从没随身携带过那么多钱和粮票，感觉这象是一个累赘，把我弄得提心吊胆，万一我的挎包被偷，那我真是有口难辨。不过一想，我还从没去过广州，也从没坐过飞机，这趟出差还算得上是个美差。
成都火车北站军供站为我们包了两节整洁敞亮的客车车厢，退伍兵们身着没有领章的军装，胸佩参战纪念章，个个显得骄傲精蹦。我姐夫的几个“贴心豆瓣”更是积极帮我维持秩序，一路都很顺利。
可是，半夜到了郑州火车站，叫我们下车，要转乘去广州的火车。退伍兵们紧忙活，把行李都搬到站台上摆着。车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去广州的火车还要等几个小时才能到。这下队伍开始有点混乱了，有的兵守着行李，有的兵出了车站去蹓跶，结果真的出了问题。有个兵气呼呼地冲来找我，说他的钱包被偷了。我问他是在哪儿被偷的？他说不清楚，可能是刚才在车站外面，也可能是在原先坐的车厢里。我一听，事情复杂了，这让我怎么查？如果要查车站外面，毫无线索；如果要查车厢内，那会引起更大麻烦。我不禁在心里感慨：“到底是上级机关，不得不佩服他们有先见之明，对这情况早有预设的处置方案。”
我正想要悄悄给这个兵解决一下，不料他急躁地用双手紧拽我的衣服胸襟使劲摇晃，用“广谱”话大喊大叫“紧（怎）么办！紧（怎）么办！……”从站台一侧跑来几个乘务员和铁路公安人员，但他们急刹脚步，大概知道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兵的脾气火爆，谁都不敢靠近，只是站在那儿看。我姐夫的几个“贴心豆瓣”跑来劝阻，甚至要动手打那个兵，我赶紧制止，把他们支开，叫那个兵跟着我出了车站。
郑州火车站是个大站，大半夜了还人来人往。天气闷热，正好有个地摊堆放着西瓜，我买了一个，很便宜，5分钱1个，随便挑选。我让那个兵消消气，跟我一起坐到街沿上吃西瓜。他不吃，一屁股坐下来，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问他丢了多少钱？他说有两百多元，还有一些粮票，是他贴身装的全部财物。我立即给了他三百元钱和一百斤粮票，并叫他不准告诉别人。他感激地点着头，紧紧握了握我的手，拿起一块西瓜，边啃边朝车站里走去。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有些对不住他的难受滋味，为什么不能多补给他一点呢？当时的战士每月只有6元钱的津贴，退伍时兜里才两百多元，但战火的灰烬似乎还残留在他身上，而他就这么心满意足地返回家乡去了……
我望着夜空，想象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实现了梦想当上作家，我会怎样去写？我写了又会管啥用？……我猛啃了一口西瓜，沁凉的红色汁液四溅，让我脑海里浮现出从战士伤口流出的鲜血，止不住，止不住，怎么也止不住……不知不觉间，我脸上已经挂满了泪珠……
到了广州，许多退伍兵都热情邀请我去他们家乡作客，我婉言谢绝了，着急要赶回营房，因为来时师部机关的人说过，可能还有另外的任务给我，是好事情。
果然是好事情。是好事成双的好事情。师干部科给我一份“入学通知书”，叫我8月25日前到武汉通信兵学院报到，同时给我一份“调令”，说是总部要求调一批战斗骨干充实各军区机关，要我7日内到成都军区机关报到。师干部科的人催我尽快作决定，我考虑了一下，梅连长带兵能力比我强，在战场上也相当辛苦，还是把上学名额让给他吧。而我最主要的想法是去军区机关搞新闻报道，正如苏联作家高尔基所言，“记者是作家的摇篮”。这样一来，我当作家的梦想有可能实现。
我去军区机关报到后回了家，见我父亲跟一位叔叔坐在客厅里谈话，我刚想打招呼，被我父亲用手势制止，沉着脸示意我走开，我只好上楼回到房间待着。我父亲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心胸狭窄，父子之间有多大的恩怨？没意思。
不是的。送走那位叔叔后，我父亲招呼我到院子里，面对面地在一张小方桌跟前坐下，告诉我刚才那位叔叔姓边，是宜宾军分区的一位领导，他的女婿才结婚不到两个月就上前线牺牲了，他心里难受，来我家坐一坐。
我叫了一声：“哎呀，我认识边叔叔的女婿和女儿，他女婿王蜀乐是我们师高机连指导员，他女儿叫边新蓉，跟我是西藏军区成都八一校的同班同学。我们师政治部通知她去领王蜀乐的遗物，她都一直没去。”
王蜀乐 边新蓉结婚照 1979年元旦
我父亲说：“正因为这样，我才要你走开。人家的女婿牺牲了，你倒是平安回来了，你要在跟前插嘴，那对人家会有什么样的刺激？”
我默默点头，把蛤蚧和罗汉果放到小方桌上，说：“这是广西的特产，我专门给你买的。”
我父亲看了看，没有吱声。我又说：“我见到我姐夫了，他跟我一样立了功。成都市政府派人来营房给我照了像，放得很大，挂在文化宫的展厅里，作为成都籍参战功臣人员在那儿展览。”
我父亲仍然不吱声，作沉思状。我接着给他报喜：“我打听到妹妹的消息了，她随部队到柑塘战区，表现很好，抢救和转运伤员和烈士，还‘火线入党’了呢。”
我父亲摇了摇头：“这有啥可炫耀的？去文化宫把你的照片取下来，把你的军功章也收起来。我们过去不管是打日本鬼、打蒋匪军，还是抗美援朝打老美，成千上万的人都没立功，也没‘火线入党入团’，他们就不比你英勇？他们就不比你光荣？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是幸运的，立功当然也是光荣的，但那并不代表你有多了不起。要珍惜荣誉，把荣誉归于那些共同战斗的同志，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会活出一个真正军人的自我尊严。嗳，你身上有没烟？给我一支。你妈把我的烟全部收走了，这个典型的主观主义者，戒烟把我搞得浑身难受。”
我赶忙递给我父亲一支烟，给他点上，故作正经地说：“拒绝戒烟，也体现一个真正男子汉大丈夫的尊严。”
我父亲一愣，深吸一口烟，连咳几声再吸一口，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我也点上一支烟，跟我父亲一笑泯恩怨。
元旦前夕，我们全家人在10年多来第一次团聚。刚下班回来的我母亲悄悄对我说：“你不是说过永远不回这个家了吗？忘了？你爸和我可没忘，只是不跟你计较。别看你爸满口讲的都是政治课，但你们3个人一起上战场，他嘴上不说不问，心里可担心，夜里都在看军用地图、看战报、看大内参，不然就是在院子里闷头转圈抽烟，你以后可别再跟他顶嘴了，看他今天高兴成啥样，笑得嘴都合不拢，太难得了。”
大内参？我跑到书房里翻看，只见有份文件是邓小平对军以上干部的内部讲话，是关于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其中有几点让我印象深刻，一是邓小平说他在签署撤军命令时的一个遗憾（至今未公开），二是说“美国劝我们不要打，我们打了又怎样呢？”三是说“我们部队多年没打仗，不要轻易给谁扣上贪生怕死的帽子。”我很兴奋，趁我父亲正高兴的时机向他提出：“这份材料能不能给我保存？”我父亲眼一瞪：“那不行，我签完字了，还得上交回去，你都不该偷看。”
我很后悔当时没有抄几段，也来不及抄，因为母亲在大声招呼我们照相。她急急地脱下蓝色公安服，换了便装，说你们都穿的军装，但她已经不是军人了，只能算是军人家属。我们来到院子门外，正好走来成都军区后勤部宣传队的一个相声演员，叫李文启，他想借用一下我家的电话机打长途电话，于是我把照相机交给他，请他帮着给我们拍了几张“全家福”。
全家福
几年后，我如愿当了军队专职作家（西藏军区政治部创作组长，后改为创作室主任），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文学作品，译介到一百多个国家，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始终没写我的参战经历。我在写报告文学《悲怆莲花路》时，采访了一群修筑墨脱（当时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公路的人，其中有个人叫陈西川，他曾在一次排除哑炮时受伤（排炮的其他4人被炸身亡），听说他生活艰难，靠骑“野摩的”拉客养家，从不参加战友聚会。我托一个叫黄胜鲜的战友帮忙寻找，好不容易在一个桥洞边找到了陈西川，我问他为啥不跟战友们联系？他说：“我觉得没有面子”。我对他说：“你不是没有面子，而是有面子，太有面子。你是英雄。是对墨脱公路做出过贡献的英雄。所有参加过修筑墨脱公路的人，都无愧于真正默默奉献的英雄。”我把广州军区颁发的军功章送给他，把参战纪念章送给了帮我找人的黄胜鲜，鼓励他们在生活困境中坚强起来。
更让我感动的，是我在写报告文学《革命理想高于天》时，采访到一些抗美援朝伤残军人，其中一个是原15军文工团的小女兵，叫傅仲阳。她能歌善舞，在上甘岭战役中去阵地慰问演出，参加运送弹药和粮食等工作。她和一位朝鲜“阿芝玛妮”一起抢救伤员的情景被战地记者抓拍刊发后，感动鼓舞了许多人，而她却因过度劳累，造成腰椎严重受损，从此身体不能直立，行动困难，评为二等六级伤残，年仅16岁。她在战场上获得的荣誉是“火线入团”，还有15军军长秦基伟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她，并在照片背面亲笔签字：“赠给傅仲阳同志1953年·5·18临别”。她在后来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合影时，朱德夫人康克清不顾站队的排序，把她拉出来深情拥抱。这一幕被摄影师抓拍下来，此照片由军事博物馆收藏，而她从没获过一枚军功章。我看着眼前这位坚强的女性，感觉她正是在平凡中成长出来的非凡英雄，是明星英雄。我把总政颁发的参战军功章（附立功证书）送给了她，以表对她的崇高敬意。
傅仲阳
薛晓康 傅仲阳
我还采访到一位叫周全弟的一级伤残军人，他在抗美援朝的长津湖战役中被冻伤，为保住他的生命，医生不得不截掉他的四肢，年仅17岁的他痛苦万分，一度绝食拒医，想了结生命，但他后来经过一系列曲折而有趣的方式，还是坚强乐观地活下来了。他有一张最令他满意的老照片，看上去是那样的年轻英俊，胸前还佩戴了一枚军功章。他像个顽童似的附在我耳边笑道：“你是红二代，我不跟你唱高调，告诉你一个秘密，这张照片是我在住院时，有人给一个立功伤员照相，我说我也要照，就借了别人的军装穿。后来很多人都喜欢，都翻拍拿去了，但我没跟任何人讲这张照片背后的事，只跟你讲了，你可以写，我真的不是功臣。”
周全弟
他的儿子和儿媳在一旁惊奇地说：“哎呀，这个我们从没听说过！”他哈哈一笑：“连你们的妈妈都不知道呢。”
眼前这位坚强乐观的老人，让我感觉他有一双隐形的手和腿，正倔犟地向着太阳而生，他无愧是真正光荣的无名功臣，这样的功臣和千千万万个无名功臣，应该是一支军队的骄傲，是一个国家的骄傲，是一个民族的骄傲。他虽然从没获得过一枚军功章，但他千真万确是位了不起的功臣。我从我获得的几枚军功章中认真挑选了一枚（附立功证书）送给他，我的举动是郑重的，但心情是沉重的。
周全弟 薛晓康
我跟他有一点是一样的，都是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但不同的是，我没有负伤，还获得了不配拥有的军功章，而他却没有。现在，我的心情稍微轻松了一点，因为我终于把那些荣誉包袱放下了，并且正在逐渐抛弃纠缠了我大半辈子的虚荣心。
我曾几乎跑遍了西藏的边防哨所，反复跑。在采访时，面对战士的一张张年轻面容，我的眼里总会充满了泪。有的人问过我：“你一出生就在军队高级干部家庭里，但读你的作品，怎么感觉你内心埋藏了那么多痛苦？”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想，这里面原因很多，大概跟我经历的那场战斗也有点关系。但我不愿写，甚至试图渐渐淡忘那个战场。可是忘不掉，无论如何忘不掉。由于现在我的身体和年龄，以及精神状态等原因，自感活在世上的时日不多，而且参战时间距今已有近半个世纪，许多细节也记不住了，不知写出来还有无意义。直到一位叫王奇伟的战友邀我去广西为牺牲战友扫墓，我才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写一写？
2019年2月的一天，我在烈士陵园里走着，“18岁、19岁、20岁……”刻在墓碑上的那些字令我痛心不已。突然想起我的一位叫李晓桦的军旅诗人好友，他曾写过如誓言般的诗句：“中国将不再给任何国度的军人∥提供创造荣誉建立功勋的机会”。而我眼前的这些牺牲战友，他们以自己的年轻生命践行了这个誓言。
尽管那一座座坟头默默无语，但我耳畔却轰然响着“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呼喊，这呼喊是一曲激昂悲壮的战歌，激励着我们为捍卫祖国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不惜生命和鲜血攻克一个又一个山头阵地，收复一块又一块边境失地。热泪盈眶的我，想请牺牲战友们苏醒过来，哪怕只是短暂苏醒，听我说几句话，然而我发哽的嗓子说不出一个字。能做的，只是点燃烟，把一支支烟轻放坟头。徐徐升起的缕缕青烟中，朦胧地显出牺牲战友的身影，他们保持冲锋的姿态，如雕塑般定格在巍巍长城之上，目光久久地凝视着祖国大地，平静又平静……
2024年9月9日 成都
作者简介：
薛晓康，全国首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当代军旅作家代表人物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生于西康军营，长在西藏军区保育院。就读于西藏军区成都八一校、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历任司号员、报务员、电台台长、副连长、干事、西藏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编辑等职。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作品多次获奖，并译介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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