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 到 的 致 歉

薛晓康

今年的八一建军节这天清晨，我起床后没有刷牙。这不大符合我讲究个人卫生的良好习惯，更不算是什么新闻。但当我跟几位战友相聚时，他们听我讲述回忆起一段军营往事后，便立刻理解了这个不属于新闻的含意。

那是1972年12月，我所在的陆军第50军148师从全国各地接来一批新兵（军龄从1973年1月1日算），全师的3个步兵团和炮兵团、师直属队都立即成立了训练新兵的新兵连。我当时在师无线电连任战士报务员，没想到上级派我到师直新兵连担任1排1班长，去执行训练新兵的任务。担任我们排的排长名叫朱龙兴，是师直属工兵营的一个排长，我们班的12个新兵便是他去接来的，其他班的一些新兵是师无线电连副连长何洪宝接来的。

我负责训练的这12个新兵都来自某贫困山区，年龄大小不一，有跟我一般大的，有比我大的，甚至还有结过婚的，年龄已超过20岁。虽然我当时还不满19岁，但军龄已近4年，算是老兵了，完成训练新兵的任务我心里还是满有底气的。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按军队的条例条令和我们师部的新兵训练大纲执行，常规训练科目包括立正、稍息、敬礼、列队、报数、齐步走、正步走、熟悉号音、整理内务和军容风纪，以及保持军人姿态和个人卫生等等，使新兵尽快适应习惯野战部队特有的训练、纪律、学习和生活规律。

我跟我们班的新兵关系融洽，每天在训练之余相互有说有笑，夜晚则在同一间宿舍里相互听着难以琢磨的鼾声，相互呼吸着弥漫汗味的空气，安然入睡于当兵岁月里一个又一个迎接黎明的梦中。当我看到新兵们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6元钱的津贴时，他们的那种兴奋程度令我难以忘怀，我跟着他们一起发出欢喜笑声，交织成一股过节般的热烈气氛，这气氛足以驱散冬季的严寒。

可是有一天，我被兵们惹生气了。是真的生气了。因为那时我有一个习惯，每天要看报纸。 连部文书每天会给每个班分发一份《解放军报》和一份《战旗报》，我看过之后，有时要选一篇文章在班务会上给兵们念一念，或者指定一个兵给大家念。一天，我正想看报纸，却发现今天的报纸不见了。再一看，连以前的旧报纸也不见了。我立即把兵们集合起来列队站好，严厉问道：“这是谁干的？！”

兵们全都低着头，承认是他们拿走的。我说：“承认就好，快交出来！今天的新报纸我连看都没看一眼，你们怎么就私自藏起来了呢？”

有个兵说：“不是藏起来了，是我们拿来……拿来……”

我追问：“拿来干什么了？快说！”

有个兵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我们把报纸都裁剪了，拿来……拿来当手纸用……”

我大怒：“什么什么？手纸？说得怪好听啊，是用来当擦屁股的纸吧？简直不像话！那是军队的报纸，你们这么干，像个军人吗？”

有个兵满脸通红的解释：“班长，你不是总叫我们要讲究个人卫生吗？我们上厕所没有草纸用……只好……”

我见兵们惭愧的模样，有点心软了，说：“你们不是都领了津贴费吗？为啥不去买草纸？再说报纸印的字上面有铅的成分，那是有毒的东西，对身体有害，怎么能用来当草纸用呢？行了，这次我就不追究了，今后注意，下不为例！”

“是！”兵们立正响亮回答，散开后便捂嘴偷笑，各自照样把剪裁好的报纸全都藏在褥子下面，我对此也没有再理会。

不一会儿，接到连部通知，明天要统一检查各班的内务卫生，于是我不放心地仔细查看了一遍宿舍，再次教兵们如何把被子叠成有棱有角的方块状。突然，我发现了一个此前没太注意的问题，就是搭在墙壁上的那条长木板，是专门用来摆放深绿色军用搪瓷口杯的。我见口杯倒是摆放得很整齐，连口杯的把手把都是统一朝向一个方向，但除了我的口杯里有牙膏和牙刷，其它的全是空空的。我的气不打一处来，觉得这些兵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明天上面的领导要来检查，岂不是让我们班丢脸，哪还能争取拿到“内务卫生标兵班”的三角型流动红旗？不行，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于是，我命令兵们背上挎包、带上津贴费紧急集合。

兵们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也不作说明，只是高喊口令：“向右——转！齐步——走！”我带着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一直走到离我们新兵连仅几百米的师部军人服务社门前。“立——定！”我这时才对兵们说，“进去不要乱吵吵，每人买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再买一叠草纸，我在门口等你们。”

军人服务社里的两位服务员是师里的干部家属，她俩一听我说的话，笑得合不拢嘴：“哎呀呀，从没见过买点日用品还有这阵势，这批新兵的素质可是了不得。来来，看你们买哪种品牌的，自己慢慢选啊，不着急。瞧这一个个的，也太可爱了。”

兵们回到宿舍后，我很满意地看着他们把牙膏和牙刷摆放到口杯里，却发现仍有一个口杯里是空的。一问，这个口杯是那个已婚新兵的。我不好当众发火，把他叫到宿舍外面问话。他很诚实，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在入伍的前几天才匆忙结的婚，他怕妻子跟他分别久了会变心，所以把领的津贴费全部寄给了妻子。他为了让我相信，说他有营区大门外邮电所的寄钱存根，他马上去拿来给我看。我见他面红耳赤的模样，我只好挥挥手说：“不用看了，等下月领了津贴，你自己看着办吧。部队的集体宿舍内务，要讲究整齐划一，不能被一个人就给破坏了。你看大家的口杯都一致，只有你的口杯与众不同，搞特殊啊？”

他面露尴尬地笑：“我不搞特殊，我保证，请班长下个月看我的行动！”

到了春节前夕的一天，我想回家一趟（我家离营区仅几十里路），向连部请了假，并邀请朱龙兴排长跟我一起走。到了家后，我向我的父母亲介绍了朱排长。我父亲一听，来了兴趣，说：“哦，一排之长，是我儿子的直接领导嘛。来，跟我讲讲你们训练新兵的情况。”

这本来应该是让朱排长讲，但我的虚荣心却使我不自觉地抢着说。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虚荣心往往是会让人遭到不幸的祸源之一。我眉飞色舞地讲了自己如何训兵有方，如何带新兵集体去军人服务社的情形。不料我父亲听了以后皱紧了眉头，沉着脸说：“你怎么能这样干？还排着队去。军人平时排队是去集合，是去打饭，或者是去打预防针之类的，哪有排队去买日用品的？你这是强迫别人去做不愿意做的霸道行为，典型的军阀作风……”

客厅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和我母亲都没吭声。朱排长很会来事，把责任全都揽在他自己身上，解释说：“不不，首长不要怪他，是我下的命令，因为我们部队有规定，是要讲究个人卫生。我们是野战部队，要求严格些，跟地方部队有所不同……”

我父亲不满地打断朱排长的话，说：“不管是什么部队，我们都是人民军队，从没有过强迫战士买日用品的规定。我们在战争年代，没有牙膏牙刷，照样打日本鬼、打老蒋、打老美。那会儿我们解便，哪有什么草纸？解完便了，地上有草就用草，没草就用树叶、用树枝、用小木棍、用小石子，或者用土坷垃，甚至用自己的手指头，那不照样打胜仗，解放了全中国！”

朱排长使劲点头：“对对，首长批评得对，这是我的错。”

我父亲说：“你别袒护他，我心里清楚，这事儿不是你干的。嗯，小朱，听说有的新兵是你去接的，你给我说说那些兵的家庭情况。”

朱排长说：“是的。我接的这个班的兵都是同一个山区里的，我在那儿跑了20多天才接到。当地公社的武装部长陪着我去搞家访、搞政审，累得够呛。我出生在上海，过去只是见过大山，但从没爬过那么大的山，有时一天最多只能家访到两家。因为家访完这一家，还要翻山越岭去另一家，就算是能看见对面要去的那座山了，也要走很久才能到。有的山上只住了几户人家，我和武装部长有时只能打着手电筒走夜路，好不容易到了山上，只听狗叫人也叫。狗叫是家家户户都养的狗，人叫是武装部长大声喊叫老乡的姓名，然后就住在老乡的家里。我睡觉时，发现天花板是用稻草秸秆编织搭建的，上面成群的老鼠像是家里养的宠物，肥嘟嘟的都成精了，欺负生人，不断朝我脸上撒尿，把我气坏了，根本没法睡。那些家庭都很贫困，有的新兵到武装部来报到领新军装时，大概知道会发鞋子袜子，还是打着赤脚来的……”

我父亲指点着我说：“你听见没有？那都是些贫困山区来当兵的孩子，那么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这是他们身上所具备的优良品质，也是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才对，要为你的错误向他们道歉，真诚道歉。”

朱排长连忙说：“是，首长放心，我们会改正的。”

我父亲的口气缓和下来，问朱排长：“你是当排长的，虽然官不大，但也是一排之长，要多帮助教育下级，关心体贴战士，特别是那些家庭贫困的战士。如果你们当班长当排长的那样粗暴对待新兵，要让他们的父母知道了，那会是怎样难受的心情？嗳，小朱，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朱排长回答：“我的父母都是上海造船厂的工人。”

我父亲立马笑眯眯地上下打量着朱排长，说：“哦，工人好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嗯，我看你的军人姿态挺不错……”

趁此机会，我母亲给我使个眼色，让我跟她到另一个房间。她说：“别跟你爸计较，你是知道的，你爸就喜欢讲政治课，让他跟你们排长尽情发挥去。不过，你爸讲的也有道理，我们在战争年代，哪有什么牙膏牙刷。嘿嘿，关于这个，妈还有个小故事跟你讲讲……”

我母亲回忆，那是1948年，她还在华北军区第1野战兵团（1949年2月1日改称第18兵团）晋中随营学校学习。学校的生活十分艰苦，后勤物资匮乏，3区队的150个女学员穿的都是男式胶鞋，鞋大，只好用细绳子把鞋绑扎起来穿。一早一晚每次绑扎又解开太费事，所以她经常睡觉时干脆不脱鞋，遇到紧急集合时下床也利索。由于当地严重缺水，学员们每天早上就在一个水龙头跟前排队。湿一下毛巾，擦擦脸，有时也跑回宿舍擦擦身子。有一天早上，她看见学员班长任苗凤捡到一把几乎秃毛的旧牙刷，于是好奇地问：“你捡的那是啥？”

任班长把她拉到一旁，神秘地告诉她，这叫牙刷。任班长还把牙刷伸到嘴里示范了一遍，然后递给她：“你来试试。”

她接过来看了看，说：“我不要，你嘴里的东西会把我的嘴弄脏。”

任班长鼓动说：“不脏，咱俩以后搭伙用。你不懂，咱用了这个，牙齿会变白的。”

她不相信，说：“咱从来不用这个，牙齿也很白。咱全村的人都不用这个。”

任班长进一步鼓动说：“咱兵团的首长们可都要用这个呢。那叫修养，有讲究的。你以后嫁给兵团首长就知道了。”

她似信非信，犹豫地说：“是吗？可是……咱又不嫁兵团首长，你是班长，还是你自个儿留着用吧。”

虽然她没有用那把旧牙刷，但她获得了一个新知识，那就是用牙刷的人都是有修养的人。她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相信总有一天她也会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但她一定要使用一把崭新的、不跟别人搭伙用的、只属于她自己一个人的牙刷。

打下太原的第4天晚上（1949年4月28日），她和我父亲的婚礼在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举办。这是共产党人的夫妻第一次在这里举办婚礼，也是唯一的一次。她想着这是大军阀阎锡山办公和休息的地方，肯是有牙刷，但她在屋里找了一圈也没找见。她说：“那会儿你爸已经是师级干部了，但他也没有牙制用。婚礼上，我们的证婚人是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那算是真资格的兵团首长了吧？他和我们一起南下解放大西南，那一路走来，我也没见他用过牙刷，根本不像我们班长任苗风说的那样，什么咱兵团的首长们可都要用这个呢……”

当我母亲回忆到这时，忍不住哈哈地乐，随即去拿了一把崭新的牙刷和一支牙膏给我，说：“你爸批评教育你一下，那也是为你好。你要听他的，给你班里的新兵道个歉，把这牙刷和牙膏送给那个已婚的新兵。回头我给你爸夸夸你，让他高兴一下。你这孩子，以后做事要动动脑子，别自以为是地蛮干瞎整一气。”

临离开家时，我母亲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你发现没有，你爸好象挺喜欢这个朱排长。你姐在军区总医院高干科室工作，最近有好几位首长来咱家提亲，你爸都含含糊糊地搪塞过去了，说孩子们的婚事他一概不管不问。你以后有机会再带朱排长来，跟你姐姐见见面，看她愿不愿意。顺其自然，随缘吧。”（后来朱排长真的跟我姐“随缘”成了夫妻）

回到新兵连没过几天，我还没想好怎么向兵们道歉的话语和时机，突然接到命令，我的班长职务由别人替换，让我立即返回师无线电连。因为这天（1973年2月6日）在甘孜炉霍县发生了8级强烈地震，我们师调集了近万名指战员，在副军长张志礼和师长白泉的带领下，连夜乘车紧急赶往灾区抗震救灾（由于那个特殊年代的某种特殊原因，我们抵达灾区后，临时将震级改为7·9级）。

经过3个多月的抗震救灾，当我们部队返回营区时，所有新兵连已经撤销，我也跟我们班的那些新兵再无联系。几十年来，我也几次想到过向他们道歉的事，我母亲叫我送给那位已婚新兵的牙刷牙膏，原本应该是我用于道歉的“道具”，却早就被我自己用了。有时一旦想起，仍感心中有愧，只能用那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的话来作一番自我心理安慰。

然而“过不去”。今年的八一建军节前夕，我收到好几个战友群的聚会邀请，还有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邀请函。我没有分身术，只能选择去一个地方。建军节这天清晨，我想洗漱打理一番再出门，刚把牙膏挤在牙刷上，瞬间愣住了，仿佛感到有一群新兵敲响我记忆的那扇门，使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牙刷，坐到沙发上沉思默想。

就那么坐着，坐了好几个钟头，毫不经意地不断拿烟，一支接一支地边抽边想。我想着当年齐步往军人服务社走的那些新兵，他们今天肯定不会再缺牙膏牙刷和手纸之类的日用品了，他们所缺的，是我应该向他们的一个真诚致歉。而我今天能对他们做点什么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来。我只能如实地告诉他们，今天我没有洗脸刷牙，没有吃早饭，没有吃午饭，哪也没有去……这是真的。

 2025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