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

我的“工委小学”

    我父母是1955年援藏干部，1953年西藏和平解放后，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和行政干部参加西藏建设。当年在重庆交通部有着稳定工作的父母，看到招募西藏地方干部的信息，一腔热血，决定带着不满一岁的我到西藏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们在途经成都时才知道，由于西藏高原缺氧，小孩一律不准带进西藏，束手无策的父母，只得将呀呀学语的我放在了组织安排的大邑县唐场镇西藏军区保育院，义无反顾去了西藏，一别就是3年。

    1958年的初春，妈妈带着我刚出生4个多月的弟弟（由于严重缺氧，生命垂危）从西藏拉萨出发，搭乘送西藏民族学院学生到成都实习的军用大卡车，翻山越岭，留宿各个兵站，一路颠簸了20多天，终于回到了成都。

    回到成都后的弟弟不仅恢复了生命活力，也改变了我母亲的命运。

    有天，在成都休假的母亲，遇见了西藏成都办事处工作的刘阿姨，问我母亲，成都留守子女越来越多，自治区准备在成都办一所小学，你愿不愿意留下来，一起筹办学校。

    我母亲解放前从湖南老家县师范学校毕业，毕业后在当地县级小学教书，跟随父亲到重庆后，又在二野军大学习提高两年，在解放初期，也算是响当当的知识分子了，到西藏后被分配在西藏最好拉萨一小教书。

    筹办学校，留在成都，继续教书，我妈愿意，两个儿子也需要照顾。

    学校是在西藏自治区对十八军转业地方工作同志们的关怀下组建的。办校初期，是从西藏军区成都八一校分来了一百多名学生和几名老师，西藏成办抽调了十几名员工。十八军转业老战士史叔叔担任校长，在1958年9月挂牌开学了。正式名称是西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驻成都办事处小学校，大家都简称“工委小学”或“藏小”。

    学校是一所全日制学校，主要招收援藏地方干部的子女（当年18军援藏现役军人子女在成都八一校就读，现八一校仍存在）。

    我妈留在“工委小学”教书后，把我从唐场保育院接回到成都，一同离开的还有几个小朋友，我们先坐了一段水路，高大的船舷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幼小的我们争抢着通过船舷上的一个小孔看着外面流水，房子树子慢慢划过，越走越远。现在想来，这是我最早的记忆，那时我不到4岁。

    本以为可以回到母亲身边，结果被转到了西藏成办白马寺全托幼儿园，还是很难看到母亲。

    记得我得了急性关节炎，在成都市三医院住院一个多月，都没有看见母亲的身影。我每天与病友为伴，现在都记得一个叫严陆陆的小朋友，父母经常带着水果点心来看他。使得我出院后都一直惦念那放在桌上的菠萝好久吃？心想我妈在哪里？为什么不给我送水果来？后来才知道，办学初期学校师资紧缺，我妈当时班上几十个学生需要照顾，几十本作文需要批改，白天上课，放学补课，晚上备课，经常忙到深夜，哪里有时间来看我呀。

    我是1960年9月进入“工委小学”读一年级，在那里度过了六年的学生时光。虽和妈妈在一个学校里，但是也不能每天回家，和其他同学一样，学校就是我的家。

    我们学校开齐了一至六年级，全部的课程和地方学校一样。学校明确提出，员工既是老师又是家长，要求尽心尽力照顾每一个学生。教学上，力求消灭二分，学生要保证百分之百升入中学。课余还组织学生参加劳动，除一至四年级学生衣服送洗衣房，五至六年级学生衣服要求自己洗，培养生活能力。1965年学校参加地方升初中统考，我校年级成绩在成都市名列前茅，所有毕业生全部升入中学。

    学校也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家园，每个班都有藏族面孔的小伙伴。操场上到处是名叫康藏，高原，顿珠，曲沛……奔跑的身影；舞台上还有美朵，亚西，白玛……领衔的舞蹈歌声。白天我们一起读书认字，晚上我们同室共眠共休，享受军事化管理的校园生活。我们亲如兄弟姐妹，许多同学就是兄弟姐妹。有双胞胎兄弟、姐妹是同班同学，还有许多兄弟姐妹是校友，分别在不同的年级。你班有我妹妹，我班有你哥哥，记得最多的一家有五个亲弟兄姐妹同时在校读书。是家人般的存在，也是同学间的玩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学校是封闭管理，不能私自外出，只有学校定期组织到成都市文化宫大澡堂洗澡，才能全校分批出动。其他偶尔外出就是清明节到十二桥扫墓，阶级教育到大邑县参观地主庄园。学校也带我们到百花潭看动物（后来动物园搬走了），到人民公园看花卉，渴望走出学校成了奢望。

    记得有天中午，天气炎热，少年淘气的我，趁同学午休，翻出学校围墙，到不远处的樊家堰河塘游泳，回来的体罚也是残酷的。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不能周六去看校园播放露天电影和课间休息背对操场罚站，这些我都领教过。

    在学校，最快乐的就是周末和课外活动。男同学经常玩打游击活动，全校学生满院子疯跑，那时的我们动手能力很强，铁环，弹弓，矿石收音机都是自己做。女同学玩耍的沙包，拐枣也都自己缝制打磨。放学后，操场就是欢乐的海洋，由于同学们常年厮守，生活融入，我几乎喊得出全部老师和全校90%同学的名字。我们同窗多年，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那就是“高原子弟”或“西藏子弟”。

    我们是在还没有弄明白小家庭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茫然的被送进了学校这个大家庭。慢慢的把学校当成家，老师当成妈。

    我的那个小家是在上幼儿园大班时期第一次团聚。一天老师来找我，说我爸爸来了，我懵懵懂懂跟着老师来到办公室。爸爸诧异的问老师“这是兵兵吗？”老师说“是”。只见爸爸一把抱紧我说：“爸爸好想你哦”。爸爸带来了好多糖果点心，这也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刻。

    在我们学校，有不少同学对父母都没有什么记忆，偶尔有父母来看望的同学，也会引起大家的羡慕和围观。父母带来食品，会使该同学此阶段的“群众关系”特别的好。

    许多已经升到中学的同学，放寒暑假还会回到学校。开始是一个两个，后来是成群结队，学校也会专门安排食宿，毕竟他们也无家可归。

    又有谁知道西藏那么遥远，交通那么不便，那时的父母要回来一趟有多么的艰难。听一同学说，她妈妈怀孕后找不到汽车回内地，是骑了一个多月的牦牛从西藏回到四川，在重庆生下了他，这些听起来都像是天方夜谭故事，确实真实的存在。还有的同学父亲在西藏牺牲，父子再也无法相见。大多数同学与父母都是聚少离多，有的同学当父母相聚的时刻，已经喊不出爸爸妈妈那两个字。有个老父亲到临终前，都没有听到女儿亲口叫一声“爸爸”，这也是许多援藏干部最大的痛。为了祖国建设的大家，几乎错失了自己的小家。

    学校办学8年后，就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

    学校的存在是短暂的，但对许多同学来说就是一生的记忆。六年的校园生活，同学老师就是我们的全部。

    时隔几十年后，每一次同学会都会回忆“工委小学”的往事，叫着童年的小名绰号。回到西藏新华社拉萨分社工作的洛桑国庆，电话中仍然是一口成都话，说乡音难改。我们大多数同学后来自己组建的家庭很少有人离婚的，可能都不想让“藏三代”骨肉再分离。

（作者：吴一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