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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成办小学

    我是一九六二年秋上小学的。入学时已是七岁半，家人说这是因为我从小体质差，晚点上学有好处。我的小学是西藏工委小学，后改名为西藏成办小学，是西藏工委驻成都办事处(后为西藏驻成都办事处)为在藏工作的地方干部的子女创办的。家里送我进读该校主要基于两个考虑，一是该校的学生都住校，这对培养我独立生活的能力有好处。二是学校的伙食较好，因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对援藏人员子女的生活待遇有一些照顾。学校位于成都南门外洗面桥街，据说洗面桥的名字来源于三国时期，当时蜀国名将张飞率部经过此地时，曾在河边洗过脸。从家里步行到学校约需半小时，经过洗面桥时能闻到很浓的猪牛皮的味道，因为路旁是皮革厂，桥下的河水被洗猪牛皮的污水严重污染。二十一世纪初，政府对洗面桥区进行了改造，皮革厂搬了家，洗面桥下的河被填了，过去弯曲狭窄且坎坷不平的泥土道变成了垂直宽敞的柏油路。

    学校的布局美观实用，学生宿舍是两栋二层红砖楼房，两楼间有一圆形花坛，花坛四周种有丛丛的枝栀花，傍晚时，是捉迷藏的好地方。紧靠校园后外墙的宿舍楼与院墙间是运动场，有滑梯，摇马和秋千等。教学楼是稍迟修的，奶黄色的楼体和宽敞的楼道很美观。教学楼旁边筑有几个水泥乒乓球台，是学生们课间或放学后的主要活动场所。饭堂和礼堂合二为一，位于校园的中央，礼堂的前面是操场，操场的地是水泥修的，两头各有一个篮球架。操场的四周有长长的水泥条凳，每个条凳约五米长，一尺高，一尺宽，凳与凳之间有约2-3尺的距离，同学们都喜欢从一条凳跳到另一条凳。校医室紧靠学校的后面，与西藏成办幼儿园相邻。

    入学前都要到学校面试，记得是妈妈带我去面试，试题有识图和算术，除了一道题回答不对外，都答对了。这道回答错了问题是识别中国的国旗，我说这是红旗，又说这是五星红旗，考试的老师(一位中年女性，记得是教务主任)更正说,这是国旗。我们的老师大多都很年轻，许多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每个班有一个班主任，还配有一位生活老师，负责管理学生的生活。我的班主任叫曾明勤，20余岁，她与语文老师袁永泰结为夫妻。生活老师叫彭洪开，年纪稍长，彭老师的女儿张丽是我们班的同学。另一位语文老师叫董桂元，董老师后来跟婆婆关系处得很熟。音乐老师姓乐，她与算术老师宋长寿结为夫妻。我们的校长叫史须昌，是位部队转业干部。

    上学的初期，我对住校的生活十分不习惯，很想家，每天算着日子，期盼着星期六的到来。星期六下午下课以后，我就和那些在成都有亲友的同学，背着书包，站在校门口等待着亲友来接。而许多同学在成都没有亲友，只能在学校度过周末，可以想象那些同学该是多么羡慕我们。开始是婆婆或妈妈来接我，后来我就自己走回家了。那时每周工作六天，学校也一样，所以周末只能在家里住一晚，星期天的晚饭后又得回到学校。每当星期天下午来临时，我就会感到很沮丧，不想回学校。有时就装肚子疼，以换来可在家里多待一晚。但这种“狼来了”计谋用了几次就不灵了，爷爷是儿科医生，不难看出破绽。当然也不是每次肚子疼都是装的。我小时候常常闹消化不良，俗话叫“吃顶到了”。爷爷有一独道的推拿法，对这种因积食引发的胃疼颇有疗效。这种推拿法还有一个别名，叫“摸化石头儿”，其作法是用双手的姆指从肚子的中部延肋骨向下成人字形推拿，反复二三十次后，疼痛就减轻大半。在家时，是婆婆给我“摸化石头儿”，当我在学校时，就自己按摸了。

    我每次从家返校时，都要带一点零食，几块饼干或几颗糖。那些在成都没有亲友的同学们对此一定非常羡慕。有一个高年级的男生经常要向我索要，有次被我拒绝后，就向我吐口水，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就自己把口水擦了，但我还是舍不得把糖果给他，于是他就把我捆起来，从我身上搜走了糖果。此事一定有人看到了，并向老师作了汇报，以至后来家人常常提到这事，以示我从小就很能容忍，但我很长时间都为我的“懦弱”而感到羞愧。

    成办小学对学生的管理是严格的。早晨六点半高音喇叭响起起床号，学生们起床，叠被子，洗漱完毕后，到操场做早操。午饭后要午睡，傍晚要上晚自习，晚上熄灯号响后即关灯。每周都有劳动课。有一件发生在二年级劳动课的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次劳动课的内容是学习缝被子，那时的被子由被面，被里和棉絮组成，清洗被子的方法是将被面和被里拆下来，洗后晾干，再与棉絮一块儿缝起来。我缝被子的方法与老师教的不同，我只是把被面和被里缝在一起，而针和线并没有穿过面絮，这种“偷工减料”的方法使我比大家都缝得快，正当我洋洋得意的时候，老师发现了其缘由。后来每当我想到此事都觉得好笑。

    我入学后读书比较认真，一年级时被选为班长，评为五好生(功课好，品德好，劳动好，身体好，纪律好；后来五好生改为三好生：学习好，品德好，身体好)。读三年级时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当过中队委。2008年回成都探家时，有幸与阔别40余年的同班同学聚会，有同学说，胡修原那时给人的印象是体瘦，文质彬彬，成绩好。

    每个新学期开始，我们都要领到新的教科书，作业本及铅笔文具等。我对语文的兴趣最大，那时的语文课内容丰富，选材优良，不像文革时期大多是政治内容。我还记得的课文有“春天来了”，“乌鸦喝水”，“盲人摸象”，“孔融让梨”，“朱德的扁担”，“武汉长江大桥”等。上三年级时有作文课，是最难的课。除了语文书外，为数不多的少儿杂志如“小朋友”和“红领巾”也很有趣。

    学校的伙食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算是不错的，我上学的第一年(1962年)，国家还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我们的营养还是得到了保障。早餐一般是稀饭馒头加炒泡菜，有时还有油炸花生米。午餐多是米饭，每桌放有一个约一尺余见方3-4寸高的盛干饭的铁盒，厨师用特制的“钉钯”将饭平分为二两或四两一份。菜有素菜或荤素搭配，记得有段时间总是吃菠菜炒粉条，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闻到菠菜和粉条的味道就想呕吐。晚饭除米饭外，有时有面条或包子，而我最喜欢的是油炸饼。炸油饼的油叫酥油，是从西藏运来的牦牛的油。另外炸花生甚至炒菜也用酥油，所以当学生们走出校门后，外人都知道这是成办小学的学生，因为穿的衣服都有一股酥油的味道。

    班上不少同学的名字我都还记得，他(她)们的模样也依稀可辨。男同学有许力，毕建生，罗叔湘，黄超，霍力，万学书，吴亚兵，贾星星，陈朝等；女同学有贾珊珊，张小梅，詹爱江，张丽，饶帮颖，木月杨，杨韦,蒙藏，孟芳玲等。许力的绰号叫“许大马棒”，得于电影林海雪原中的一个角色， 他的母亲是汉族，父亲是藏族。记得有一次铅笔书法比赛，许力和我并列班上第一名，奖品是两支铅笔。得奖的作品贴在宿舍的墙上。我比较了许力与我的书法，发现许力写的字比我显得成熟。比如中国俩字里的口，许力写的口横折有斜度，而我写的却没有斜度，直上直下，中规中矩，有言道字形反映人的性格，看来的确如此。霍力的爸爸是一位作曲家，每次从西藏回来，都要给霍力带来许多书，最常带的书是儿童科普丛书,<<十万个为什么>>。霍力是近视眼，戴眼镜，又喜欢读书，所以大家给他取的绰号是“科学家”。罗叔湘是班上的“费头子”，常常被老师教训。吴亚兵是班上的霸王，能打架，有号召力。贾珊珊，张小梅和詹爱江是听话的好学生和班干部。

    成办小学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它带给我许多愉快的记忆。音乐课是我喜爱的课程之一。音乐课的教室位于宿舍楼，房间不大，教室前有一块黑板和一台风琴，歌的词曲是用毛笔写在纸上的。由于入学前婆婆曾教过我一点钢琴，有时我忍不住要给同学们显露一手，在老师到来之前，我便坐在风琴前弹两段简单的曲调，那种得意的心情，非常幼稚可笑。在成办小学读住宿给我留下的唯一的遗憾，就是未能继续学习钢琴。上音乐课让我学到唱许多好听的歌曲，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如“谁不说俺家乡好”，“共产儿童团团歌”，“社员都是向阳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洪湖水浪打浪”，“金瓶寺的小山”，“北京的金山上”，“打靶归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的祖国”等等。可以想象，当这些歌曲随着阵阵童音和琴声在校园里荡漾时，是多么的美妙。

    学校时常组织学生到校外活动。记得当时成都出了一个绘画“神童”，名字叫陈雷。他四岁时用毛笔画的彩色大公鸡栩栩如生，还在日本得了奖，报纸也刊载了他的画作。学校曾组织我们到成都少年宫观摩陈雷作画，地点在提督街，记得我们是坐大客车去的。每当春天来到时，学校要组织大家外出春游踏青，或去为十二桥烈士墓扫墓。三月的成都平原麦苗青菜花黄，到处郁郁葱葱，当我们走出校门，脚踏田坎，呼吸着泥土和菜花的芳香，那种清新悦目的感觉让人难以忘却。每个星期学校都要放电影，通常是在星期天的傍晚，多数是露天电影，许多电影还记忆犹新，如“红孩子”，“小兵张嘎”，“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大李小李和老李”，“小铃铛”，“秘密图纸”，“英雄儿女”，“五朵金花”，“林海雪原”，“雷锋的故事”，“洪湖赤卫队”，“平原游击队”，“在烈火中永生” 等等。我尤其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平时喜欢模仿心目中的电影偶像，记得有一次袁老师见我把长袜套在裤腿的外面，就开玩笑地问我：“胡修原，你打的是绑腿哇？”，我的确是在模仿八路军的装束。

    逢年过节时学校都要组织庆祝活动和“打牙祭”。记得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各班都上台表演节目，我参加的节目是合唱“世界儿童大团结”，我扮演非洲儿童，脸是用墨水涂黑的，穿的西服是吴亚兵母亲的。高年级有一女生叫王小玲，歌唱得好，每次表演都有她的独唱。记得有一次我们班的袁老师跟她同台演出藏族舞蹈“逛新城”，袁老师演父亲，王小玲演女儿，两人边舞边唱，袁老师平日严历有过，而此时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俩的演出博得热烈的掌声。

    虽然学校的生活很紧凑，但每天我们仍有一定的自由活动时间，大家也都充分利用有限的自由活动时间。每当下课铃一响，大家急忙冲出教室，赶到有限的几张水泥乒乓球台旁排队打球。开始用的球拍是光板，后来有了贴胶板，然后又有了海棉贴胶板，最贵的球拍是红双喜牌的双面海面贴胶板，那是职业球员才能有的。当时正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乒坛大展宏图的年代，乒乓球成了家喻户晓的运动，乒乓球的精英们也成了人人崇拜的偶像，如庄泽栋，李富容，徐寅生，丘钟惠，梁丽珍等等，我也跟许多人一样成了乒乓球迷。不仅在学校打，回到家后也打。婆婆请木工用木板做了一个乒乓球桌，虽然没有正规球桌长，但作为娱乐之用也足已。记得家里除了婆婆外都会打乒乓球，舅妈的水平最高，爷爷的兴趣不亚于大家，不过水平要差一点。

    住校的生活让学生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晚饭后同学们或在校园内捉迷藏，或在寝室里“演电影”，男生扮八路军或日本鬼子，女生扮老百姓，不亦乐乎。男同学还喜欢“斗鸡”，打弹子，用绳子套砖头，女同学则喜欢跳房，跳绳，踢毽子。有时星期天，一拨男女同学会到我们家来玩，婆婆会热情接待他们，家里许多东西都让这些平日生活在校园内的同学们感到新奇，如金鱼，猪，鸡，果木花草，钢琴，锯琴等等。

    学校里还有一个我熟悉地方，那就是校医室。我小时候体质弱，经常生病，如感冒，消化不良，关节疼。校医罗永惠医生和赵医生以及护士们对我都很熟悉。罗医生曾在华西儿科进修学习，当时爷爷担任儿科主任。我对罗医生的印象很好，目清眉秀，声音柔和，她在华西进修时听到过婆婆唱歌，常常跟同事们讲起婆婆的歌唱的好。那时我的膝关节常常疼痛，舅妈把我的扁桃体取了后，就很少再发生膝关节疼痛了。

    大概从二年级起，周末我就自己走路回家和返校。从家走到学校大约要30 ~40 分钟，其中大部分路程是浆洗街。浆洗街的两旁有不少对少儿有吸引力的店铺，有炸油条油糕的，卖烤红薯或锅魁的，还有卖花生和拐枣的小摊，卖爆米花和卖糖饼的小贩。另外还有补锅打铁的，小人书(连环画)店等等，所以30~40分钟的路不知不觉就走完了。

    一九六六年春，当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响应中央备战备荒的号召，将成办小学及成办幼儿园疏散到蒲江县。小学被安排在大塘公社中学落脚，幼儿园则搬到蒲江县城。我们在大塘公社一共住了三个月，时间虽不长，但却给我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

    蒲江的生活条件比较差，房屋简陋，饭菜缺乏荤腥，常常有饥饿感。为了解馋，每到星期天，我跟同学们就步行半个多小时到公社赶场，在那里花一两毛钱可以买一斤桔子，或一小段(约两寸长)熟香肠。大塘公社地处丘陵地域，学校的四周是山丘和田地，这对我们是很新鲜的。一到周末，我们都迫不急待地到学校周围玩耍，打“游击”，采野果。学校附近有条河，常常有人驾船捕鱼，船上还站着几只“鱼老蛙”，即专门叼鱼的鸟。我们到蒲江一段时间后，文化革命就开始了，我们正常的学习生活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文革的第一个兆头，是算术老师宋长寿被停止教学，派到厨房打杂，原因是他出身地主家庭。后来不断有其它的消息传来，红卫兵串联，打倒封资修，揪牛鬼蛇神，我们的校长也被靠边站了。后来我们都成了“红小兵”，不再听老师的话，也不上课了。有件事仍记忆犹新，这就是学生们决定步行到位于蒲江县城的成办幼儿园串联点火，传播文革信息。记得从我们住地到蒲江县城的距离是40余里，一天午饭后，学生们便带着手电筒和零花钱，开始了去县城的跋涉。我们一行沿着弯曲的小路，上坡下坎，过桥涉水，傍晚前来到一个小镇上，我们买了一些桔子，然后在野地里搭起火，围在火边烤桔子吃，女同学孟芳玲唱起了一首忆苦思甜的歌，歌词的开头是“天上布满星，地下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她唱得很投入，唱到伤心处，眼含泪花，声音哽咽。我们大约走了一半路，已是饥寒加疲乏，最后决定打道回府，我们回到学校时已是半夜，现在想起这件事我都觉得非常有趣可笑。三个月后，我们便结束了在蒲江的生活。当我们回到成都时，文革已经烽烟四起，成办小学的校园内到处是大字报，史校长及一些老师们都成了革命的对象，不久后成办小学与其它学校一样停课闹革命，我们在成都有亲友的学生们就离校回家了，从此在成办小学四年的学习生活就结束了。

    成办小学的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成长具有很深的正面影响。住校初期这段经历可以用“精神断奶”来形容，它是痛苦的，但锻炼了自制和忍耐力，住校生活也培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和集体的意识。这些经历和锻炼对我尤为重要，因为家里的条件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无忧无虑，加上爷爷婆婆家是独门独院，平日跟外界交往甚少，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必然会缺乏各种生活的能力，包括与人交往的能力和辨别人情世态的能力。可惜凯文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除此之外，成办小学对学生的培养是积极和全面的，不仅注重知识的培养，同时也注重品德的培养。我觉得从一九六二年进小学到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在成办小学的这四年和高中的两年是我学校生涯中收获最大的两个阶段。

    在“西藏工委（成办）小学成立五十周年暨2008 年师生联谊会” 的会议的报导里有如下一段文字，记载了成办小学这段虽不长但十分难忘的历史：“史须昌老校长首先讲话，他在讲话中深情地回顾了当年岁月留下的终身难忘的记忆，它不仅仅是一个学校，还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老师亲如父母，同学情同兄弟姐妹。有的出生才百日的孩子就被送到了幼儿园。西藏工委小学办了8年，共培养了1200多个学生。当年的幼苗已经成长成大树，为西藏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工作着。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原党组副书记成杰，回忆了学校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十八军进军西藏后，面临着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为了解除父母的后顾之忧，成立了保育院和学校，在建立这所学校的时候，西藏工委十分重视，要求高标准建设，并组成了优秀的教师队伍。西藏工委小学虽然是建国后成立的，但却具有战争年代的性质，节假日师生都在学校度过，就连春节也在学校，学校的教职员工就是家长。同学们小小的年纪不能享受母爱，为了能使同学们健康成长，使前方的家长安心工作，校长和老师发扬老西藏精神，为了西藏的解放事业辛勤的耕耘。西藏工委小学的老师代表李季常主任十分激动地发言说，学校治学严谨的校风，老师们爱岗敬业的作风，同学们奋发努力的读书，使西藏工委小学的成绩当时在成都名列前三名。学校的老师既是同学的慈母，还是良师益友。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学校除了班主任还有生活老师，管同学们的吃住学习等，老师就像学生的父母，当年我们的老师每个月的工资非常低，但为了教育好这些老西藏的子女，老师们不计较利益，也顾不上照顾自己的小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委小学这个大家庭中。在西藏工委小学这个儿时的家，同学们没有忘记校长和老师，没有忘记童年时的伙伴。他们也没有忘记，很多年以前，李老师要求同学们要关爱父母，要经常回家看看父母，让他们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如果父母已经去世，别忘记给他们的墓献花。学生代表张遥同学深情地感谢校长和老师们，他说：“我们在安全舒适的环境里度过了金色的童年，工委小学是一个平民化的学校，老师朝夕相处，同学亲如兄弟姐妹，如果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词来形容工委小学，可以用“干净”这个词，学校的风气是干净的，师生之间是干净的，同学之间是干净的，干净的没有功利，男孩子干干净净调皮逗人，女孩子闹点别扭哭泣的面孔现在看来也是灿烂的。我们对工委小学的记忆，不分年纪，不分性别，不分老师和同学，有些记忆是共同的，达到了默契，记忆成了我们整体的记忆，完全是一种家的感觉。我们和老师同学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就是西藏工委小学。如果没有你们的呵护，我们断然不会有今天近乎完美的童年记忆。”

（作者：胡修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