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校友投稿】

分享母亲的感谢

薛晓康

父亲薛兴邦（左） 母亲李秀珍（右）

月亮的月弦断于空檬清明的时候，天籁渗透着祭奠逝者的如泣泪痕，我坐在父亲的遗像前，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她老人家由于做了结肠癌切除手术，化疗之后已经双目失明，但她的思路依然清晰，回忆往事的欲望似乎愈加强烈。她说，“对于我这样的穷孩子，走上革命道路之后能有点进步，特别是在西藏工作期间能有点作为，除了你父亲，我需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了，今天给你讲几个我印象最深的人吧。”就讲——

有个人叫洪流，那时是18军53师政治部主任。五十年代初，我随老薛徒步进藏，每走一步都相当吃力，因为我当时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怕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不让我跟着老薛一起进藏，所以我怀孕的情况对谁也没有透露。你想啊，我哪能跟老薛分开呢? 老薛走到康定就晕倒过一次，他的身体那么虚弱，到了西藏还需要我照顾不是? 再说了，我当初跟老薛认识，那是组织上安排的，领导在我跟老薛结婚之前就交待了几条，其中一条就是要照顾好老薛的身体，说这也是一项光荣的革命工作。既然领导都这么教育我了，我又是党的人，当然要服从组织，听党的话。不管怎样，我这一辈子都绝不能跟老薛分开。

可是，进入西藏的路是那么的难走，空气稀薄，我和老薛，还有警卫员是单独进藏的，我们三人全都背着手枪、背包、干粮和水壶在有路或者没路的山上走，有的地方还有冰川，一步一滑地走。最危险的一次是碰到一群猴子，疯了似的，边叫边一个劲往山下扔石头，差点把我们砸到，警卫员忙着用身体一会儿护住老薛跑，一会儿又护住我跑，好容易才走过那段山路。我曾经跟随部队从山西太原走到甘肃兰州，翻越秦岭，走到四川成都，又走到西康雅安，那一路又苦又累，但我没想到那都没有往西藏走这样艰辛。幸好一路上都有先进藏的筑路部队，累了就在战士的帐篷里休息一下。

太疲劳了，走到昌都的当天我就小产了。老薛着急地安慰我不要太难过，说咱们以后还会有孩子。但这不是难过不难过的事，而是我血流不止，生命都难保了。好在 53 师政治部主任洪流及时赶到，他当时正在指挥部队筑路，一见我这情况，立即叫来医生和护士抢救我，给我输了很多血，那时候的血浆非常短缺。最让我感动的是，洪流的工作那么繁重，但他每天晚上都要来守着我，一守就是大半夜。老薛让他走，他太固执，就是不走，还对老薛说：“咱们是亲密的战友，战争时期结下的兄弟情谊，我哪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媳妇死在进藏路上？”就这么，他一连守了我三个晚上，直到第四天我起来，继续跟老薛和警卫员出发去西藏，他这才放下心来，所以我要永远感谢洪流。

还有个人叫谭冠三，是原18军的政委，后来是西藏军区政委，我是他的机要秘书。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向他传递电报和文件，等他看完后收回来保管。当时西藏的粮食供给十分困难，我经常感觉肚子饿，最困难的有个星期每天每人只能领到两个土豆。一问原因，上级说是让机关的同志把粮食尽量省下来，优先供应给那些驻在边防线上的部队，因为有的边防点已经断粮了，情况非常严峻。

老薛那时是在军区政治部小灶食堂吃饭，每顿饭有两个白面馒头吃，让我很眼馋。我饿得实在不行了，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于是忍不住悄悄跟老薛讲，让他每天从小灶食堂给我带一个馒头回来。谁知他眼睛一瞪，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说：“你这个人的思想咋还是这么落后，亏你这种事也想得出来，这不是要我在大家面前丢人现眼吗? 拿个馒头的事看起来小 ，那其实是占公家便宜的大事。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那成什么体统了? 咱们是共产党员，哪能干这种没有党性原则的事？”我也急眼了，说：“你不愿意就算了，我要个馒头你还上纲上线地讲一堆大道理，这跟党性原则有啥关系？” 他一本正经地说：“咋没关系? 咱们是党的人，馒头也是咱们党的馒头。在粮食这么困难的时期，党员不带头克服困难，还偷拿党的馒头，那就是损害党的利益，完全没有党性原则。你知道吗，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每次都只拿一个馒头吃。为啥? 就为了给前方的战士省下一点粮食。”听他这么一说，我就不想跟他争了，从此再不提这事了。

一天，我去给谭政委送一份紧急文件，他不在办公室，金秘书说他到下面的机关办事去了。那时候因为我们有严格的保密规定，我经手的每份文件和电报都必须交到谭政委的手上，于是我到处找他，跑了半天也没找到。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只好跑到他家里，只见饭桌上摆了一小盆稀饭和两小盘菜，还有四个馒头，我的眼睛顿时发亮。当我把文件交给谭政委时，我还不自觉地盯着饭桌看。谭政委的爱人李光明大姐可能是看出来了， 热情地招呼我坐下来一起吃饭。我不敢坐，谭政委边看文件边叫我坐，还一下抓了两个馒头放在我的碗里，叫我快吃，说吃完了赶紧把他批示的文件拿走。我的确太饿了，一口气吃下两个馒头，可以说是狼吞虎咽。谭政委笑呵呵地叫我慢点吃，还给我碗里盛饭夹菜，硬把他的那个馒头也给我吃，那顿饭真是让我感觉太好吃了。临走时，谭政委和李光明大姐还热情地送我出门，叫我改天再去跟他们一起吃饭。

从这以后，我时不时地就要去谭政委家里给他送文件和电报。有一天， 谭政委突然盯着我看，看得很认真，我以为我脸上有什么东西没洗干净，却听谭政委慢条斯理地说：“小李子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问：“什么问题？”谭政委说：“我发现你怎么老是在吃饭时间来给我送文件或者送电报？”我不好意思地急忙解释：“首长，我经常在办公室找不到你，只有在吃饭时间才好找到你。”李光明大姐的脸一下子绷紧了，对谭政委说：“嗳嗳嗳，你咋这么对小李子说话？人家来吃点饭怎么啦？来，小李子，别理他，坐这儿，吃！”谭政委哈哈大笑，连忙摆手说：“看把你气成这样，我是跟小李子开个玩笑嘛。我还想好好夸下小李子呢，她来跟我一起吃饭，还可以边吃边谈重要工作，这多好，节省时间嘛。”

其实，谭政委并不跟我谈什么重要工作，但他对工作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他经常是让我和李光明大姐先吃饭，而他却是到办公桌前阅读和批示文件，然后把签好名的文件交给我才吃饭。有时，他还特别交代我说：“你把我划了红杠的这几段文字抄下来，交给机要室，译成电文发下去，其他内容要严格保密，原始电报一定要保管好。”

关于我经常去谭政委家吃饭的事，我根本不敢跟老薛讲，怕他又给我上纲上线讲党性原则的大道理。说实话，我有时去谭政委家送文件，就是想吃个馒头，我是山西人，多爱吃馒头呀。自从谭政委“发现了一个问题” 之后，我便有意不去或者少去他家里了。可是不行，谭政委有时要专门派人来叫我去，我推都推不掉。谭政委有他的理由，也可以说是借口，说有份文件他已经批示好了，要我在吃饭时间去他家里拿。一次，他把文件交给我，还高兴地夸我一句：“哎呀，把这些保密文件和电报交给保卫部长的老婆保管，我最放心了。”谭政委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和平易近人的优秀品质，都是我要努力学习的。他慈祥的面容，让我在西藏的那段艰难岁月中感到了春天般的温暖，所以我要永远感谢谭冠三。

还有一个人叫张国华，是原18军的军长，后来是西藏军区司令员。那时候西藏的物资供应相当困难，当地的反动派扬言要把解放军饿跑，不准藏民卖粮食给解放军。张国华、谭冠三等首长就带领我们开荒种地，也种了一些青稞，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驻藏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主要还得靠内地供应。那时交通线太长，两千多公里，修通不久的道路也不好走，有的路况还十分险恶，汽车运输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于是，军委特批西藏军区成立了正军级单位生产部，争取驻藏部队能在今后实现“自给自足”。

生产部下属单位有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师、农具所、皮革厂、林芝毛纺厂、汽车修理厂、木材加工厂、化工厂、纳金水电站和几个农场等单位, 职工人数近五万人。张司令员对生产部很重视,经常询问生产部的工作进展情况，哪怕是青稞的亩产量增加了一点点,他都要在大会上特别表扬一番。 谭政委还从内地找来苹果树苗,分发给各个农场,并且在拉萨西郊的一个农场里亲手栽种了苹果树苗。陈明义参谋长是个摄影爱好者,拍下了谭政委栽种树苗的镜头。后来，谭政委的儿子谭戎生捧着他父亲的骨灰盒进藏，就把骨灰盒埋在谭政委生前亲手种下的苹果树旁边。

老母亲讲到这儿，还做着摘取丰收苹果的动作，她像是又看到了当年谭政委栽种苹果树的情景，像是又闻到了苹果在西藏高原的飘香。我插嘴说：“妈，你说的这事我知道，把骨灰埋在西藏，那是谭政委生前的遗愿。我去那个农场看过好几次，有的老职工还知道，谭政委墓碑旁边的那幢老房子，我父亲曾经住过好几年。”

老母亲连连点头，接着说，那是1964年，老薛已经由军区军事检察长的位置调到了生产部当政委，这下老薛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每天很晚才睡觉，抽烟更加厉害，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把我呛得睡不着，埋怨他：“你抽那么多烟就能把粮食产量抽上去了？”

当然，我也知道老薛抽那么多烟是心里着急，他在想办法。因为张国华司令员提出了一个建议，也是要求：“今后生产部每年都应该举办一次农副业生产展览会，会场就设在军区大礼堂旁边，各单位都要积极参加，青稞、土豆、蔬菜、水果、毛线、毛毯、家具、硼砂矿石、办公用品等等，只要是自己生产的，都可以拿来当展品展出。欢迎藏族同胞也来参观，让他们相信，我们解放军是不会被那些反动分子饿跑的。”

可是，军区农副业生产展览会开展的那天，各单位送来的参展产品极为单调，老薛觉得自己脸上无光，有些看不下去，急得赶紧到各个下属单位去考察调研，结果在从林芝返回拉萨的途中翻了车，致使他的肩锁骨摔断，被送往军区总医院救治。张司令员正从北京回拉萨，一下飞机便直奔总医院，见到老薛就说：“你把我担心死啦，来看看我们的诸葛亮摔成啥样了。”秘书把我拉到病房外面说：“1号首长连家都没有回，从机场直接到医院来看病人，他这还是第一次呢。咱们别进去，让他们俩慢慢谈。”张司令员跟老薛谈了好一阵子，临走时还安慰我，叫我不要太紧张，要好好照顾老薛。

后来，我问老薛跟张司令员谈了些什么，老薛说，主要还是谈生产部的事。张司令员叫老薛注意身体，要想把生产部的工作抓上去，不能太性急，但他相信“诸葛亮”总会有办法的。老薛无奈地摇头：“司令员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也不是什么诸葛亮，要想实现驻藏部队自给自足的目标，恐怕有一百个诸葛亮也难以实现啊。我不是打退堂鼓，我想向司令员汇报的，不是浮夸，而是实事求是，不知司令员听了会不会生气。”

“不会不会。” 张司令员忙说，“我当然想听实事求是的汇报，你大胆讲，我绝不会怪你。”

于是，老薛向张司令员汇报说，生产部的全体同志都有决心有信心，要在西藏干出一番好成绩，这种精神的确值得称赞，但由于西藏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搞生产建设只靠精神是远远不够的。根据调研的实际情况，现在生产部不仅不能保证驻藏部队的自给自足，连自身的自给自足都保证不了。目前驻藏部队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主要还是只能依靠内地 , 大概每个指战员就需要内地至少七、八个人来给予保障。想想看，光是生产部的四万多人，得需要内地多少人来保障？建议上报能否考虑生产部缩小人员编制，以减轻西藏军区的一些负担？

张司令员听了以后心情沉重，思考了一阵，叹口气对老薛说：“知道了。 但生产部缩编的事还要慎重考虑，需要向军委汇报以后才能做决定。你现在啥也别想，首先是把伤养好。只要看见你健康出院了，那我就最满意了。”

几年后，西藏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农垦师撤销，几个农场、林芝毛纺厂等单位移交给西藏地方政府。老母亲讲到这儿，不禁感慨万分，驻藏部队在西藏取得过太多太多的胜利，唯有在自给自足这一点上没有取得成功，算是失败了。我的老薛虽然辜负了“诸葛亮”这个美称，但张司令员并没有责怪老薛，他关心部下体谅部下的优良作风至今让我感动，所以我要永远感谢张国华。

还有一个人，不，是一群人，他们是藏族同胞。我刚到拉萨时，吃、住、行都是大问题，对这些方面我还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因为大家都是一样在克服困难。但我没有预想到的一个困难是燃料问题，军区机关领导给我们下达了一个任务，每人每天必须给食堂交一斤以上的燃料。当时拉萨没有煤，没有炭，没有柴，军区机关驻在拉萨河的河滩上，四周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罗布林卡和龙王潭里的那些树也不能去砍，那是违反群众纪律的，这咋办？于是我们想办法，下到河里去捞草，晾干以后交给食堂。

一次，我正在河里捞草，脚下的水突然变红了，我才知道这是我来例假了， 赶紧爬上岸，但好不容易捞的草不能丢，抱起湿漉漉的草回到营房，把草交给食堂。炊事兵说我：“你怎么不把草晾干就交来了？”我着急忙慌地说：“这就行了，有好几斤重呢。我现在马上要去晾的不是草，是……不跟你们讲了。”

我虽然好几天不敢再下河，但总要想办法完成给食堂交燃料的任务， 不然别人会误以为我娇气，怕苦怕累。一天，我正往河边走，突然看见几个藏民在赶着牦牛犁地，牦牛时不时地会翘起尾巴拉屎，我马上想到牦牛的粪便也是上好的燃料，急忙过去问藏民能不能让我捡点牛粪？藏民连连点头同意，我高兴地脱掉外套，把地里热烘烘的牛粪捡起来放进外套，像抱起了一大包宝贝似的跑去交给食堂。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要去捡牛粪。因为那正是西藏的春耕时节，藏民每天都要耕地播种。那些藏民很热情，老远见到我这个“女金珠玛米”就高声招呼，并且叫我不要用衣服包牛粪， 借给我一个小木筐，只要牛尾巴一翘，我立刻用木筐去接住还在冒热气的牛粪。那段时间食堂里的炊事兵们高兴坏了，一个劲地夸奖我，机关领导也在大会上表扬我。其实我心里知道，真正应该受夸奖、受表扬的是那几位在田间地头忙着春耕的藏族同胞。

我曾在进西藏的途中，由于在昌都流产的第四天就继续赶路，身体非常虚弱。当时部队正在抢修道路，有些可以勉强通车的地段也还非常危险，尤其是冰川地带，连有的驾驶员都不敢开车过去。许多路段需要人从车上下来，一步一步走过去。那时有很多支援解放军的藏族民工，组成运输队，牵着驮了物资的牲畜在山道上艰难行走。有个藏民还牵了一匹骆驼， 这是我在进藏途中见过的唯一的一匹骆驼。藏民见我走的样子，非常心痛， 把我扶到骆驼背上坐，不料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从骆驼背上摔了下来， 藏民吓坏了，不住向我道歉，真是让我感动得不知说啥才好。另外有个藏民又把我扶到牦牛的背上坐着，继续往前走。

在有一段路上，我没有见着牦牛运输队，只有个藏民牵了一匹骡子，他让我骑着骡子走，一路上小心地牵着骡子, 还不断叫我坐稳，别害怕。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天走到一段路上, 四周很荒凉，只有个藏民赶了一群羊, 羊的背上居然驮着盐和茶砖。 我万万没想到, 藏民见我走得吃力, 马上牵来一只体格健壮的领头羊, 一定要我骑着羊走过这段路。就这么，我在进藏的两千多公里的路途中, 除了坐过汽车, 走过路, 还骑过四种牲畜, 这全是藏民赠予我的尊贵礼遇，所以我要永远感谢那些藏民同胞。

老母亲说她今生想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 现在她人太老了，走不动路了，双目也失明了, 而对于帮助过她的人，她深怀的那份感恩之情，如今只能私下与儿子一起分享了。

在这清明时分，我看见月亮的月弦渐渐淡去，却有一阵轻柔的歌声从雪山深处传来，夜空中的云朵舞动成一条条洁白的哈达, 在辽阔壮美的西藏高原轻飘缓降。心中的火焰便在薛作者的血脉里迅速蔓延，直到一股股奇特的芳香气息扑鼻而来, 经久不散。那是怎样的一种芳香？无人知晓。 我只感觉眼睛里有朵朵雪花融化成泪，那泪滴悄悄透露着一个秘密：那醉人的芳香，是所有善良的人用心血播散出来的……

前排左起：李秀珍（母亲） 薛兴邦（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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