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韩作荣先生

薛晓康

    日光折叠阴阳

    斑驳成历史的纹身

                                           ——韩作荣

    清明时节，我从书架上取出韩作荣先生的两本诗集，这是他生前送给我的《雪季﹒梦与情歌》和《玻璃花瓶》。这时候的阳光洒进来，我感觉日光正在折叠阴阳，斑驳成让我难忘的那段经历的纹身，不禁潸然泪下。

    我跟韩作荣先生相识，是在1989年的一天，那时我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他是《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编辑。一天晚饭后，同班同学王久辛约我跟他一起去作荣先生的家。在此之前，我对作荣先生并不了解，只听系里的刘毅然老师讲过，他跟作荣先生曾经在工程兵部队服役，并且在同一个团里，是作荣先生把他从大山沟里带出来的，所以他称作荣先生为大哥。我也因此而很想结识这位受人尊重的“大哥”。

   大哥果然不愧为大哥，一脸的祥和笑意，热情地招呼我和久辛进屋坐，忙着给我俩端茶倒水。我有点拘束，问他能否在这屋里抽烟？他笑眯眯地说：“可以可以，完全可以。我也是个大烟客，但我就不给你俩散烟了。这可不是我小气吝啬啊，是我的烟太便宜，瞧，大前门牌子的，我已经抽它有好几十年，改不了这口味了。咱们各抽各的，随便点。”

   烟雾缭绕中，他跟久辛聊了一会儿诗歌创作方面的话题，然后说他从没去过西藏，想听我讲讲。我讲了去边防哨所采访的几件事，他很认真地听，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正讲着讲着，只见他猛地从椅子上腾起身子，脱口喊了一声：“别讲了！”我一下愣住，以为自己讲错了什么，却听他说：“快别讲了，多好的素材，你赶紧把这些都写出来呀。”

   我再看，分明看见他的眼里竟然噙着泪水，夹着烟的手指在微微发颤。这是怎样的一位情感如此丰富而深沉的人啊，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受到他的情绪感染，我的喉咙有些发哽，却说不出一句想感谢他的话。跟他道别出门后，他又追上来对我叮嘱一番：“别贪玩，别闲着，抓紧写，一定啊。你随时可以来，我可等着呢。”

   我回到学院便开始抓紧写，把写好的稿子交给作荣先生没多久，他便打电话叫我去他家，把《人民文学》1990年第9·10合刊的一份样稿给我，说：“你的报告文学《藏光》和久辛的长诗《狂雪》，已经都排到这期刊物上了。《藏光》排在第4页，也就是头题作品。你自己拿回去仔细校对一遍，抓紧时间送回来。”

   第二天，我把校对好的样稿交给作荣先生时，却听他叹着气说：“为你这篇作品，社里刚开了会。因为考虑是涉藏题材，有点敏感，以前我们出过一次这方面的问题。为慎重起见，社里的意思还是要刊发，但不发在头题了。唉，看你的意见？”我说：“没意见。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这已经是我始料不及的了。”他宽慰我说：“别灰心，你继续写，总会有上头题的机会。你的语言和你的审美都挺不错，这不是我评价的。悄悄告诉你吧，我们的主编刘白羽先生送了你四个字。”我急忙问是哪四个字？他眯起眼睛笑着说：“后生可畏。”我吃了一惊：“太过奖而太隽永的四个字了，我这个晚辈可真是承受不起啊。”他嘿嘿一笑：“前辈的赞誉是难得的鼓励，你好好继续努力吧。”

   一天，《人民文学》社来学院召开座谈会，说是为祝贺《藏光》和《狂雪》的发表。军艺院长乔佩娟、训练部长赵骜、副部长徐永亮、文学系主任张学恒等领导，以及刘毅然、黄献国、朱向前、张志忠、吕永泽等老师和文学系的同学都参加了会。会上，乔院长要我先发言，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极力想掩饰内心的激动，却手足无措，词不达意，紧紧张张地发了言。直到今天，我也想不起来当时自己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天晚饭后，我去作荣先生家里表达谢意，他告诉我说：“今天除了主编刘白羽先生因病住院没能去军艺，社里的全体人员都去了。《人民文学》自1949年创刊以来，集体出动去为作者开座谈会祝贺，这还是头一回呢。”听他这么一讲，我顿感羞愧难当，为我今天没能在会上发好言而感到后悔不已。

   作荣先生说还想听我讲讲西藏边防的事，我便讲了汽车团的一个张老兵，正在边防执行运输任务，接到上面通知，说他妻子携女儿已到拉萨来探亲，团领导特批他速返营房。他记起妻子来信说过，女儿梦见爸爸给她买了一件红裙子。于是他就赶去镇上买了件大红色的小裙子。不料在返回途中遇到雪崩，他被连人带车掩埋在雪堆里。人们赶来将雪挖开时，只见他蜷缩着僵硬的身躯，十根手指死死攥住冰冻成壳的红裙子。红裙子早已被十指洞穿，已经不可能完整取下来了。如果要取，就只能用火烤了以后再用剪子，剪皮、剪肉、剪筋、剪骨，一刀一刀地剪下来。……张老兵女儿的“裙子梦”遗落在“高万丈公路”上，永远寻找不见了……

   “呀——”作荣先生高叫一声，又像上次那样猛地从椅子上腾起身子，“不听了不听了，听不下去了。赶紧写出来啊。不过，剪皮、剪肉、剪筋、剪骨，这样的词不要写，太惨烈了，有的读者可能接受不了……”

   不久后，我把写好的《驼之路》交给作荣先生，他叫我不要急着走，就在家里等他看完稿子。他拿着笔，不时在稿纸上划一划，一个劲地猛抽烟。不大功夫，烟盅里便盛满了烟蒂。他沉思了一会儿，走到我身边坐下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跟你说几点。首先是标题，应该把《驼之路》的这个‘之’字去掉，就叫《驼路》。你已经发表了《藏光》，再来篇《驼路》，两个标题对衬，也显得大气。还有，这里有点问题，我用笔标注了，你自己看看，咱们再斟酌一下。”我接过稿子，看见有的段落被他删掉了，并且在有几段文字旁边打了个问号。这是几段关于修建西藏铁路的文字：

   兵们有个美好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或是孙子，重孙那一辈人能赶上西藏高原的“铁路时代”。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领导曾有此决心，并夸下开口——这个五年计划不行，就下个五年计划；下个五年计划不行，就再下个五年计划。就是用金子铺，也要把铁路铺到西藏高原。可是一旦沉下心来捏指一算，才发现果然造价高昂，果然要花费数目惊人的黄金。而目前国家的财力情况，却不能允许将修筑“高万丈铁路”的计划付诸实施，仍需兵们一年365天风风火火地在“高万丈公路”上跑。

……

   作荣老师指点着这几段文字说：“你看这儿，‘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领导’，这显然不明确。是哪些领导？在哪儿在何时讲的这些话？别说是我，就是熟悉你写作风格的同学和老师，也一眼能看出来，这完全是‘晓康’语言嘛，哪像是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讲的话。再说国家的‘五年计划’也是公开的，我咋从没见过这个修西藏铁路的文件呢？”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没见过。”

   他接着说：“你的军艺同学王久辛很欣赏你的作品，说《藏光》的意义主要在于‘真正使文学进入报告的突进式创造’。我也同意他这么说，但需要明确的是，这毕竟是报告文学，它的一个重要元素还是真实。我是工程兵出身，能理解你想西藏通铁路的愿望，再说这几段文字写的挺好，我还真不舍得把它们删掉。这样，你我都好好想想，看看怎么改。”

   这时，作荣先生的夫人推开门叫了一声，倒退一步笑着说：“这么晚了还在聊，看你们抽烟把屋里弄的，我还以为失火了呢。”

   作荣先生说：“没事儿，你先睡，我们这就好了。马上。”

   马上不了。作荣先生还在猛抽烟，问我想好了没有？我很为难，说这是我自己写的东西，不好自己改，思维已经被局限了。突然，他一拍大腿：“有了，把‘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领导’改成‘有关部门’。还有，关于‘五年计划’的文字全部删掉，那没有任何出处。我这可不是怕担责任啊，是为这篇作品着想。万一上面要追究下来，那你也没啥错。比如在我们家里，我媳妇就是‘有关部门’的一个代表；在西藏军营，你也可以算是‘有关部门’的一个代表。代表兵们说几句话，那也是在情理之中嘛。就这样定了吧。”

   《驼路》在《人民文学》1991年第1期刊发后，我接到作荣先生的电话，约我去他家，说是有件事情想请我帮个忙。我去的那一路都揣揣不安地想，是什么事情？我能帮上什么忙？

   见面后，他说：“这次你的作品总算上了头题，我说过嘛，你有这个机会的。”

   我说：“这主要是靠你的帮助，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他说：“别感谢我呀，能不能上头题，还是要靠作品说话。你已经连续发表了中篇报告文学，《人民文学》给你的待遇够高的吧？好了，先不说这个，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你知道臧克家先生吗？”

   我说：“当然知道。他的诗作《有的人》，‘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这些精典诗句我能背下来。怎么啦？”

   他说：“臧老先生的女儿臧小平是《文艺报》的编辑，她在组稿，遇到点困难，你手上有没有现成的稿子？”

   我说：“有。我带来刚写好的三篇短篇小说，是想投给《人民文学》的。”

   他说：“别老盯着《人民文学》呀？当然，《人民文学》是我们国家的最高文学刊物，但我们也要支持别的刊物的工作嘛。把你这稿子交给臧小平，算是帮我一个忙。怎样？”

   我说：“作荣老师别这么说，能结识臧老先生的女儿，那是我的荣幸，是你在帮我的忙呀。”

   他说：“那好，我这就带你去。哦，你以后别管我叫老师，叫我大哥就行。”

   我说：“那咋行，只能叫你老师。只有毅然老师才可以叫你大哥。”

   他哈哈地笑：“你呀，随你的便吧。咱们走。”

   跟臧小平会面一个月后，《文艺报》发表了我的三篇小说，并引起了一些争议。后来有一天作荣先生对我说：“不怕争议，这也许是件好事。你看，《驼路》发表后，也有些争议，但是不仅没有‘有关部门’的领导来追究，嘿嘿，还获了《人民文学》奖。”

   在人民大会堂领奖那天，听到第一个念我的名字，我一下懵了，上台时紧张地想，千万不要让我发言啊。我下来后问作荣先生：“获奖的人里面有李存葆和莫言，他们的名气那么大，应该他们先上台才对。”

   “你不知道，”他亲热地捏了捏我的肩，“这可不是我们安排的。你的这两篇作品，不仅‘骗’了我的眼泪，还‘骗’了总理的眼泪。那可真的是‘有关部门’的大领导喔。”

   “是吗？”我惊讶地张着嘴。

   “让你吃惊了吧？”他指了指我的获奖证书，“获奖是好事，可以给人信心和惊喜。但要注意，在写作的时候，对于作品能不能发表，能不能上头题，能不能有读者，能不能获奖，这些都属于杂念，不要去想，你只管埋头写自己的。还是那句话，继续写啊。用军队的术语，叫继续操练。”

   这话让我受益匪浅，后来我去一些部队单位讲课时，总会原封不动地引用作荣先生关于“杂念”的这段话。我努力继续操练，又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珠峰女神》。

   珠峰脚下，我的灵魂向这位真诚帮助我提携我的先生承诺：“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感谢他。”在2010年9月29日这天，我去北京约王久辛和马正建两位军艺同学，一起请作荣先生吃饭。席间，我们回忆起20年前我写《驼路》，曾“冒充”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讲关于修建西藏铁路的事，不禁感叹：“美好愿望终将成为现实，‘用金子铺也要把铁路铺到西藏高原’的这个‘晓康语言’，大概不会有人追究了。”

   万万没想到，这次是我跟作荣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他于三年后（2013年11月12日）在北京病逝。今天，我又想起他的诗句：“诺言是一只篮子，谁知道能装些什么？”

   是啊，我“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感谢他”的诺言，永远没有机会实现了。但在我的诺言的篮子里，真的装满了对作荣先生深深的感激之情…… 

马正建（左） 韩作荣先生（中） 薛晓康（右） （王久辛摄）

2023年 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