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八一小学二三事

（杨冬青）
    
（其一）
2007年的某星期天，我到成都军区总医院看望久卧病榻的父亲。那天，已年近九十的父亲突然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林芝军分区工作的他，有一次到拉萨参加军区的会议，同时参加迎接中央慰问团的庆祝活动。那天，在西藏军民参加的庆祝大会上，先是两位中央代表团领导的祝辞（父亲说好象有杨勇或杨得志）,接着，大会宣读西藏军区八一小学一名学生的慰问信。当听到我的名字时，正在会场上的父亲先是一楞，忙问周围的人，都说是一个与我同名的小学生写的。但父亲还是不敢确定。及至散会后，他亲眼看到了在会场上张贴的我写的那封信，才相信真是他在成都八一小学的儿子写的。父亲说，那天他高兴坏了，逢熟人就说。当天晚上，他和也在拉萨开会的老战友王利凤一起，开怀喝了两瓶茅台酒……
这件事，那天父亲反反复复说了好多遍，以至母亲都有点不耐烦了，说他尽说些车轱轳话。
我的印象中，当时老师是曾要求全班同学每人都写一封慰问信。但我也诧异：为什么几十年来，父亲从没有给我提起过这件事呢。而且，当时我在班里的作文也并不突出。
此后，几乎每次我去总医院，父亲都要念叨此事。有一天，我和爱人推着坐在轮椅车的父亲在院里转，父亲又突然讲起这件事。于是，我趁机对曾在北京读五一小学，以前经常和我争论成都的八一小学和北京的五一小学哪个好，谁小学成绩更优秀的爱人说，看吧，不是我吹的吧，我父亲可以作证。
（其二）
1963年，我读八一小学三年级。初夏的一个晚上，已按规定熄灯。我躺在上铺，正与班里的男生们聊天吹牛。我们班男生住在临学校围墙的宿舍楼二楼。躺在上铺，可以看见从茶店子通往小学大门的庄稼地中的一条碎石路。那时，晚上偶尔有汽车从茶店子方向开过来，车灯一闪一闪的，车上多数是从西藏风尘仆仆赶回来看子女的家长。
大约是晚上九点多钟吧，一辆车从茶店子开过来了，当时我竟奇怪地闪现一个念头，该不会是来接我的吧。毕竟，父亲1954年底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进藏（我刚满一岁），已经九年没有休假了。
十几分钟后，生活老师突然在门口叫我，让我带上牙具到校部去。
当我到了校部时，比我高一年级的哥哥已经在那里了。沙发上坐着谈笑的几个人，只有校长和母亲我认识（母亲中间回来过几次）。一个笑眯眯的，穿着军装，佩戴“两杠三星”军衔的“叔叔”向我们走来。母亲赶紧让我们叫“爸爸”，可我当晚却一直没叫出来。
后来的多少年，我叫“爸爸”“妈妈”这两个词都不那么自然和干脆——不知是性格使然，还是“八一小学综合症”的影响。
当晚，我们随父母住到了西藏军区一招（今珠峰宾馆）。一个月后，父亲休假结束回西藏，母亲则留了下来。从此后，星期天和寒暑假我们可以不住校了。
后来的几十年，走南闯北的我许多往事都渐渐模糊了，我却始终清晰的记得，1963年的那个仲夏夜，从茶店子方向开过来的、开始忽明忽暗、后来伴随着嘠斯汽车的引擎声越来越亮的车灯——从那天起，我有家，有父亲了。
后来我在部队任职时，被统一要求写《自传》，我把这天晚上的事和感受也简略写进去了。
（其三）
1961年上半年，母亲从西藏回成都看望在西藏军区八一小学上学的我和哥哥。那时我七岁多，对父亲毫无印象，对母亲的印象也很淡。真正感情深的，还是那些从保育院起就吃住玩在一起、两小无猜的男女同学们。
母亲到成都后，刚在西藏军区一招（今珠峰宾馆）住下，马上就坐三轮车到八一小学来看我们。第一个星期六下午，母亲把我们接到“一招”住了一个晚上。第二个星期六下午，母亲又来接我们。母亲后来回忆说，那次老远就看见我扒着八一小学的铁栏大门在等她。
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没有回八一小学，赖着又住了一晚。星期一早晨，母亲坐三轮车把我们送回学校。不知怎么的，那天刚一进校门，看着母亲坐的三轮车渐渐远去，我突然作出了一个决定：要回“一招”去。于是我趁看门的大爷不备，悄悄溜出了校门，凭着两次乘三轮车来回的记忆，往“一招”走去。
这段路应该有十多里吧，也有几个分岔，但那天我却没有问过路，也没有走错过路。对沿路的一点印象，就是八宝街上一些古怪的建筑，至于累不累，以及路上的其他感受，都回忆不起来了。后来想起来，星期一的上午，孩子们都在学校上课。一个七岁多的男孩，负气地在大街上踽踽独行，一定很搞笑。
当我径直走到在上西顺城街的“一招”时，母亲也刚到不久。我顺着黑漆漆的走廊，推开母亲住的房间门时，她先是大吃一惊，接着就哭了起来。
很快，我们吃了一点东西，母亲又坐三轮车把我送回了八一小学。
好在那时的社会风气极好，没有拐卖儿童的，路上的车辆也少。
后来送女儿到北京读大学时，有一天我自信的带她找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却走错了方向。女儿笑称我是“路痴”，于是我就给她讲了这事，证明我从小就是认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