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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八一小学二三事
来源:创作 浏览:7602 更新:2010-09-29

回忆八一小学二三事

(杨冬青)
    
(其一)
2007年的某星期天,我到成都军区总医院看望久卧病榻的父亲。那天,已年近九十的父亲突然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林芝军分区工作的他,有一次到拉萨参加军区的会议,同时参加迎接中央慰问团的庆祝活动。那天,在西藏军民参加的庆祝大会上,先是两位中央代表团领导的祝辞(父亲说好象有杨勇或杨得志),接着,大会宣读西藏军区八一小学一名学生的慰问信。当听到我的名字时,正在会场上的父亲先是一楞,忙问周围的人,都说是一个与我同名的小学生写的。但父亲还是不敢确定。及至散会后,他亲眼看到了在会场上张贴的我写的那封信,才相信真是他在成都八一小学的儿子写的。父亲说,那天他高兴坏了,逢熟人就说。当天晚上,他和也在拉萨开会的老战友王利凤一起,开怀喝了两瓶茅台酒……
这件事,那天父亲反反复复说了好多遍,以至母亲都有点不耐烦了,说他尽说些车轱轳话。
我的印象中,当时老师是曾要求全班同学每人都写一封慰问信。但我也诧异:为什么几十年来,父亲从没有给我提起过这件事呢。而且,当时我在班里的作文也并不突出。
此后,几乎每次我去总医院,父亲都要念叨此事。有一天,我和爱人推着坐在轮椅车的父亲在院里转,父亲又突然讲起这件事。于是,我趁机对曾在北京读五一小学,以前经常和我争论成都的八一小学和北京的五一小学哪个好,谁小学成绩更优秀的爱人说,看吧,不是我吹的吧,我父亲可以作证。
(其二)
1963年,我读八一小学三年级。初夏的一个晚上,已按规定熄灯。我躺在上铺,正与班里的男生们聊天吹牛。我们班男生住在临学校围墙的宿舍楼二楼。躺在上铺,可以看见从茶店子通往小学大门的庄稼地中的一条碎石路。那时,晚上偶尔有汽车从茶店子方向开过来,车灯一闪一闪的,车上多数是从西藏风尘仆仆赶回来看子女的家长。
大约是晚上九点多钟吧,一辆车从茶店子开过来了,当时我竟奇怪地闪现一个念头,该不会是来接我的吧。毕竟,父亲1954年底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进藏(我刚满一岁),已经九年没有休假了。
十几分钟后,生活老师突然在门口叫我,让我带上牙具到校部去。
当我到了校部时,比我高一年级的哥哥已经在那里了。沙发上坐着谈笑的几个人,只有校长和母亲我认识(母亲中间回来过几次)。一个笑眯眯的,穿着军装,佩戴“两杠三星”军衔的“叔叔”向我们走来。母亲赶紧让我们叫“爸爸”,可我当晚却一直没叫出来。
后来的多少年,我叫“爸爸”“妈妈”这两个词都不那么自然和干脆——不知是性格使然,还是“八一小学综合症”的影响。
当晚,我们随父母住到了西藏军区一招(今珠峰宾馆)。一个月后,父亲休假结束回西藏,母亲则留了下来。从此后,星期天和寒暑假我们可以不住校了。
后来的几十年,走南闯北的我许多往事都渐渐模糊了,我却始终清晰的记得,1963年的那个仲夏夜,从茶店子方向开过来的、开始忽明忽暗、后来伴随着嘠斯汽车的引擎声越来越亮的车灯——从那天起,我有家,有父亲了。
后来我在部队任职时,被统一要求写《自传》,我把这天晚上的事和感受也简略写进去了。
(其三)
1961年上半年,母亲从西藏回成都看望在西藏军区八一小学上学的我和哥哥。那时我七岁多,对父亲毫无印象,对母亲的印象也很淡。真正感情深的,还是那些从保育院起就吃住玩在一起、两小无猜的男女同学们。
母亲到成都后,刚在西藏军区一招(今珠峰宾馆)住下,马上就坐三轮车到八一小学来看我们。第一个星期六下午,母亲把我们接到“一招”住了一个晚上。第二个星期六下午,母亲又来接我们。母亲后来回忆说,那次老远就看见我扒着八一小学的铁栏大门在等她。
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没有回八一小学,赖着又住了一晚。星期一早晨,母亲坐三轮车把我们送回学校。不知怎么的,那天刚一进校门,看着母亲坐的三轮车渐渐远去,我突然作出了一个决定:要回“一招”去。于是我趁看门的大爷不备,悄悄溜出了校门,凭着两次乘三轮车来回的记忆,往“一招”走去。
这段路应该有十多里吧,也有几个分岔,但那天我却没有问过路,也没有走错过路。对沿路的一点印象,就是八宝街上一些古怪的建筑,至于累不累,以及路上的其他感受,都回忆不起来了。后来想起来,星期一的上午,孩子们都在学校上课。一个七岁多的男孩,负气地在大街上踽踽独行,一定很搞笑。
当我径直走到在上西顺城街的“一招”时,母亲也刚到不久。我顺着黑漆漆的走廊,推开母亲住的房间门时,她先是大吃一惊,接着就哭了起来。
很快,我们吃了一点东西,母亲又坐三轮车把我送回了八一小学。
好在那时的社会风气极好,没有拐卖儿童的,路上的车辆也少。
后来送女儿到北京读大学时,有一天我自信的带她找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却走错了方向。女儿笑称我是“路痴”,于是我就给她讲了这事,证明我从小就是认路天才。